他们希望在黄色出租车公司电脑派遣记录中能够查到某个地址或是电话号码，叫车的时间和奥尔洛夫的死亡时间比较接近，大约在7点半左右。但最后一个叫车记录，是到格林大街的一个地址，时间是4点48分，与他们调查的时间相差悬殊。虽然他们明天会联系这个电话，弄清打电话者的身份，可两位督察都认为此人和这次犯罪活动并没有什么联系。显然，穆罕默德先生宁愿在街上闲跑，拉几个随时可能上车的顾客，至少上周二晚上他是这么做的。他在格林大街载客让他靠近了市区里人流量很大的区域——乳牛山谷区、海港区、波尔克大街——在那一片区域，足以让他轻而易举地在剩下的当班时间里忙个不停。
直到他搭载了杀手为止。
“你认为他搭载了杀手?”莎拉问居尔。两人站在附近，在薄雾中颤抖着，等待着犯罪现场勘查专家伦纳德·法鲁来完成对现场的勘查，然后再把出租车拖到警方的车库里大卸八块。
“只能是这样。他得去某个人烟稀少的宁静地方下车，假装走到驾驶室窗口付钱，然后开枪。接着打开车门，把司机拖出来，放进后备箱。如果附近有人，这样做不容易，也不可能。”
拉索朝四周望望，“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作案地点。”
“是这样的，但任何地方都可以作案，没关系的，反正他最终还是会回到这儿来。”
“为什么不把尸体给抛掉?”
“他想给自己多几天的准备时间。看到没有?他得逞了，这倒不是说我认为对斯宾塞先生就有多大的好处。”
莎拉跺着脚，抱住双臂，“我不想就这么站在这儿无所事事。你想现在就去抓他吗?我认为我们掌握的东西够多了。”
“我同意你的看法。把手套扔掉，去问问他，除非你能找到另外一个上了年纪，而且还是白头发的家伙。”
“是的，他会是我的最爱。”
“好的。我们就把这伙人留给伦纳德，去把斯宾塞喊醒吧。”
到拉金街莱昂内尔·斯宾塞的家车程其实很短，只是上山的路非常陡。他们在路边停车，又一次按响了围墙里的门铃。现在快到凌晨2点了，里面的灯依然亮着。
第三遍铃声响过，依然是无人应答。居尔说：“记得他告诉过我们，他经常听不到铃声。”
“记得，有时候快递员得跑两次。”
“说得对极了，真见鬼。”
“是啊，也许我该打个电话。”
“好的，打吧。”电话响了四声之后，她听到了留言机的声音，于是说，“斯宾塞先生，我是督察拉索。如果你现在在家里，我们在外面按门铃，想进来和你谈谈。如果你不在家，能不能听到消息后给我一个电话?谢谢!”
居尔转向她，“现在怎么办?”
“我是个干不成事的人，我想好好睡一觉了。”
“我也是干不成事的人，睡一觉也好。明天，我们拿着授权书来，你看怎么样?”
他举起一只拳头，拉索拿拳头和他的拳头碰了一下。
“搞定。”她说。
第21章
基于种种原因，印第安纳波利斯儿童权益保护协会给亨特一种熟悉的感觉。同样的一群人在做着同样吹毛求疵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亨特早年干了将近十年，它乏味到家、危险至极，还让人沮丧万分、心烦意乱。熟悉当地民情、焦躁不安的办案人员和顽固不化的官僚们相互之间发起了连续不断的斗争，所有的斗争都是以为了孩子未来最好发展的名义发起的。事实上，他们很少能找到好的解决方法，只不过比可供选择的办法略好一点而已。
亨特在宽敞而让人乏味的办公大楼前门待了不到五分钟，就感觉自己似乎可以画出一张整个工作场所运转的流程图来。
当然，对他而言，差别在于他找不到一位贝蒂娜·凯克式的人物来帮助他进行调查。他只是一个从外州过来的让人讨厌的家伙，并不是哪个工作人员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因此，在2点钟之后，在小型飞机飞到印第安纳波利斯之后，在他的头痛终于差不多消停之后，在各个儿童权益保护协会分支机构逗留了三四次之后，他才得以和一个显然一辈子都在和档案打交道的人攀谈起来，此人胸牌上写着“约翰·埃德蒙兹”。他还没有和埃德蒙兹谈多久，对方就开始摇起了光头，目光越过眼镜看着他，脸上露出一副“你在耍我”的表情，这打消了亨特继续说下去的想法，他只好草草收场了事，“没有，嗯?”
“恐怕没有，不可能找到的，那么久远的记录都已经销毁了。”
“在旧金山他们也是这样说的，但结果是这事没人去干，档案都被封存在地下室了。”
“是吗?哦，我们这儿可不是这样。上世纪90年代早期我们就转向电脑办公了，上级命令销毁所有的陈旧记录，这些孩子都已经30岁朝上了。我们谈论的是过了60年时间的档案，也许年份还要更加久远一些，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就是负责档案销毁的小组成员之一。说起来一点也不带劲，这事我们六个人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才干完。记住，这是将近20年前干的事了，因此，这些人，就是这些档案被销毁了的人，现在至少有50岁了。他们孩提时候发生的事，不管是什么，我觉得都无所谓了，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事，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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