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思维一定很难，是不是?”
“逆向思维要求侦查人员具备广博的知识，而且要熟悉溯源推理的方法。在犯罪侦查中，由于案件情况错综复杂，所以不习惯逆向思维的人往往会感到束手无策，但是优秀的侦查人员却能够很快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并准确选择溯源推理的途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福尔摩斯当然是这方面的‘超人’啦。这大概也正是普通人感到侦查思维非常神秘的主要原因之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么思维的对抗性呢?”
“对抗思维是犯罪侦查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侦查就好像下棋一样。一方要想获胜，必须准确地掌握对方的思维动态和途径。因此，它又称为博弈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我记得西方推理小说的鼻祖爱伦·坡在《被窃的信件》中讲到一个特别擅长猜枚游戏的男孩子。那种游戏很简单，一个人手里攥着几个石子，另一个人猜是单数还是双数。那个男孩子几乎是百猜百中，人们都说他运气好。我看他运用的就是对抗思维的方法。对吗?”
“非常正确。在对抗思维中，最关键的是要准确地判定对方的智力水平和思维模式。我也看过爱伦·坡的著作。那个男孩子在猜枚时首先就要弄清对方的聪明程度，然后在猜枚的过程中注意观察对方的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并运用心理换位法去体会对方的想法。以此为基础，他就可以根据每一次猜枚的结果推断出对方下一次的对策，并作出相应的选择。当然，这也是推理小说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恐怕很难找到这么聪明的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杨先生停了一下，继续说道，“在犯罪侦查中，思维的对抗性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同时间的对抗思维，例如侦查人员在追缉案犯时要分析对方可能逃跑的方向和路线，而案犯则要分析侦查人员可能追缉的方向和路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另一种是不同时间的对抗思维，例如，犯罪分子在作案的时候就会考虑到侦查人员日后可能采用的侦查方法或手段而事先采取一些反侦查措施，而侦查人员在现场勘查的时候也必须分析作案分子在作案时可能采取了哪些反侦查措施，以便采取相应的侦查方法和策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杨先生又看了看手表，说，“我问你，你知道什么是演绎法吗?”
“我知道，就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思维方法，它是和归纳法相对而言的。归纳法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思维方法。”何人曾经认真学过逻辑学，所以对这些内容比较熟悉。
“那我再问你，福尔摩斯的推理方法是演绎法还是归纳法?”杨先生俨然是在考试。
何人曾经看过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书。那本书的作者批评柯南·道尔在推理方法问题上犯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逻辑学错误，因为福尔摩斯使用的推理方法是归纳法，而不是像柯南·道尔所说的演绎法。当然，他认为该作者的观点也有些片面。于是，他胸有成竹地回答说：“虽然柯南·道尔在书中把福尔摩斯的推理方法称为演绎法，但是我认为他说得不准确，实际上，福尔摩斯使用的推理方法既有演绎法也有归纳法。”
“你说得不错。演绎法是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方法，归纳法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方法。毫无疑问，在侦查破案的推理过程中，这两种方法都会得到运用，而且二者是互相渗透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例如，在分析某尸体的死亡原因时，侦查人员可以运用演绎法思维，即根据死亡原因的一般知识来推断本案的具体死亡原因;在并案侦查中，侦查人员可以运用归纳法思维，即根据这些具体案件中反映出来的共同特点确定它们为同一个人或同一伙人所为的结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另外，就犯罪侦查中具体的思维活动而言，往往也是演绎法与归纳法的结合使用或交叉使用。”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杨先生快步走到茶几旁边，抓起话筒，用法文讲了起来。何人听不懂他的话，只能根据他脸上的表情猜测。开始，他仿佛有些兴奋，然后又似乎有些失望，最后他好像无可奈何地同意了对方的意见。放下电话之后，杨先生略带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个约会，一会儿要出去。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吧。”
何人连忙向杨先生告辞，走下楼来。在回旅馆的路上，他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杨先生要和什么人去约会呢?
第18章 虚实的监牢
星期二早上，何人按时到杨先生家去上课。他按了几次门铃，但楼上一直没人回答，那门锁也没有发出“咔哒”的开启声。他正在纳闷，忽见门边用透明胶条粘着一张纸条。他走近一看，上面是中文，是杨先生写给他的——
何人：
我今天要去马赛办事，不能给你上课了。如果你有兴趣去参观基督山岛，可以在11点钟到马赛火车站门口找我。
这就是杨先生的作风。
何人拿着那张纸条，考虑片刻，决定到马赛去。一方面，他到法国之后一直想去拜访那座因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而闻名于世的地中海小岛;另一方面，他觉得杨先生的意思显然是希望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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