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但是一直没有更好的思路。您知道，我对那个时期的生活不太熟悉，所以编起故事来有些力不从心。”
“那是，你那个时候还太小。”杨先生又喝了一口咖啡，“你书中的主人公跟我的年龄差不多。所以，看了你的小说，我不仅很受感动，而且很有感想，真可以说是浮想联翩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您可以具体谈谈您的感想吗?”这是作者最渴望听到的。
“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可以把那段内容写得更详细些。我告诉你，大概是你的小说刺激了我的文学潜质，所以我情不自禁地替你编了一段。”
“是吗?那可太好啦!您快讲给我听听吧。”何人喜出望外。
“我不是作家，不会写小说，只能给你提供一些故事情节，你再拿去加工吧。”杨先生的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习惯地用左手去捋他的长胡须，但是抓空了。他的手不自然地在空中停顿一下，又放回椅子的扶手上。他眯起眼睛看着深蓝色的夜空，慢慢地讲述起来——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神州大地。赵梦龙和李艳梅自然也被卷了进去。不过，大概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有关，他们没有成为狂热的“造反派”，只是随大流而已。由于他们对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共同的感受和共同的语言，所以他们之间就萌生了“共同的情感”。在“大串联”的时候，他们一起游览了革命圣地，如延安、韶山、井冈山等。正是在那些革命圣地，他们建立了“革命感情”，决心做“革命伴侣”。
大学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北京市的中学开始“复课闹革命”，需要政治课教师。于是，赵梦龙和李艳梅都被分配到中学教政治，而且在同一所学校。这主要是李艳梅的功劳。在人际交往方面，李艳梅比赵梦龙略胜一筹。
赵梦龙对教学工作非常认真，也很有才干。即使在那个不重视知识不尊重教师的时代，他的讲课也很受学生欢迎。他跟学生的关系也很融洽。但是在政治方面，他是一个“逍遥派”。除了必须参加的学校活动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养热带鱼上。他自己制作玻璃鱼缸和恒温电加热器，还定期骑车去郊区捞鱼虫。有些学生对此也很感兴趣。
虽然李艳梅也不属于“政治动物”，但是对赵梦龙的“逍遥”很不以为然。她按时参加政治学习，积极靠近党组织，希望早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有时，她也劝赵梦龙不要在政治上落伍。对于她的劝告，赵梦龙总是笑着说，在政治上，你代表我;在生活中，我照顾你。因此，这种分歧丝毫也不影响她对赵梦龙的爱情。有时，她反而感到赵梦龙更加可爱。
然而，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刚参加工作不久，又是在中学教书，所以不能公开谈情说爱。他们非常谨慎，在学校里不单独交谈;在饭厅里不坐在一起;下班后也不一起走出校门。但是赵梦龙很有做“地下工作”的天才，他总能想出避开熟人与李艳梅约会的办法。因此，在一起工作了相当一段时间，同事们都不知道他们是“朋友”。对爱情来说，这种秘密交往并非坏事，因为这加深了他们对幸福的体验。总之，他们沉浸在春光明媚的爱情之中，忘记了生活中的酷暑严寒。
有一天，学校教师政治学习，新来的革委会副主任给大家讲话。赵梦龙和李艳梅意外地发现那人竟然是他们的老同学孙飞虎。
原来，孙飞虎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之后，在沈青的帮助下，离开了原单位，调到教育局工作。由于他很能干，还有上边的人关照，所以很快就入了党，还当上了科长。后来，他又主动要求调到李艳梅所在的学校当革委会副主任。
老同学重逢，自然都有一番喜悦和兴奋。孙飞虎也不在老同学面前摆官架子，主动请赵梦龙和李艳梅去饭馆吃饭。三人畅谈了这几年的生活经历和对现实社会的看法。
孙飞虎非常关心李艳梅，特别是在入党的问题上。他经常让李艳梅写思想汇报，而且确实把李艳梅列入了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而他就是李艳梅的“联系人”。
赵梦龙对孙飞虎的做法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但是他也找不出公开反对的理由。有一次，他含蓄地对李艳梅讲出心中的忧虑，李艳梅还笑他心胸狭隘。李艳梅让他放心，孙飞虎就是个热心肠，没有别的意思，还说自己知道应该同别人保持什么样的距离。赵梦龙无话可说。
这时候，学校里传出流言——孙飞虎和李艳梅在大学时就是“朋友”。当这话终于传入赵梦龙的耳朵时，他找到了李艳梅。李艳梅认为这不过是那些无聊的人在捕风捉影。赵梦龙提出要公开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因为他们的年龄已经符合晚婚标准了，别人无可非议。李艳梅认为时机不好，人们刚传说她和孙飞虎原来是“朋友”，她就公开和赵梦龙的恋爱关系，别人肯定会对她议论纷纷。赵梦龙也觉得从李艳梅的角度考虑，确实有这个问题，就同意了。当然，他完全相信李艳梅对自己的爱情是不会改变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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