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结束了，室内鸦雀无声。
何人转回身，走到楼梯口，数了数衣架旁的鞋——一共有4双男人的鞋。他愣愣地站了几分钟，才迈步向楼上走去。那木楼梯在他的脚下发出轻微的声响。
回到房间，何人熄灯躺在床上。虽然他的身体很疲惫，但是大脑依然很兴奋，令他难以入睡。他想来想去，决定明天早上再去查明真相。
第二天早上，何人起得很早。等他洗漱之后，年轻人才纷纷起床。他走下楼来，见宋如君在厨房准备早饭，便打了个招呼。客厅的电视开着，声音不大。何人若无其事地走过去，但是没有人，没有“杨先生”。他绕回门口，查看了地上的鞋数，和昨晚一样。
年轻人下楼了，带来了叽叽喳喳的说笑声。
早饭后，年轻人拉着行李箱走了，跟宋如君分手时很有些依依不舍。
何人也回屋收拾了行装，下来与宋如君告别。他先表示了感谢，然后说：“宋阿姨，杨先生没有出门吧。我可以见见他么?”
宋如君面带微笑地说：“这里没有杨先生啊。”
何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昨天晚上听到您和他说话了。”
宋如君沉吟片刻，突然转过身去，改变了声音，模仿杨保良说道：“我就是杨先生。每天晚上，我都要和他聊天。我自己模仿他的声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杨保良的口头语。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宋如君转回身来，恢复了原来的声音。“我也说不清楚，这究竟是为了向他赎罪，还是为了安抚我的心灵。我对不起他，因为是我害了他。那次在马赛分手回国之后，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知他当年是被谁陷害入狱的。怎么说呢?还是说你的小说吧。我告诉你，李艳梅和孙飞虎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没有孩子。孙飞虎是广东人，非常想要孩子。他们去医院检查过，也吃过不少药，但就是没有孩子。后来，孙飞虎很郁闷，认为这是老天爷的报应。孙飞虎的死，你已经知道了。后来，李艳梅在收拾东西时发现了一封信，是孙飞虎写给她的，但是一直没有交给她。在信中，孙飞虎承认自己当年陷害了赵梦龙，并相信就是因为他干了这件缺德事，老天爷才让他断子绝孙的。这时，李艳梅恍然大悟，才知道自己被孙飞虎蒙骗多年。她对不起赵梦龙!是她害得赵梦龙蹲了那么多年的监狱啊!”
“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秘密吗?”
“不是。”
“那你要告诉我的是什么呢?”
“是孙飞虎的死因。你认为孙飞虎是被赵梦龙害死的。对吧?”
“对。我是那样写的。”
“你错了。”
何人饶有兴趣地问：“那孙飞虎是被谁害死的呢?”
宋如君一字一句地说：“孙飞虎是自杀!”
后记
这是我写的第五部小说。如果说前三部小说(《血之罪》、《性之罪》、《X之罪》)是从文学到法学的创作，那么后两部小说(《无罪贪官》、《无罪谋杀》)则是从法学到文学的写作。在前三部小说的创作中，我都是先有了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和故事，然后加入法学的内容。在后两部小说的创作中，我却是先有了法学或法治的主题思想，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去编写案例故事。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我更喜欢前者。作为一个法学教书人，我更青睐后者。
1997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找我，希望我能组织学者写一套“法学解读小说”。当时，我正在思考法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以为，法学应该是博大精深的，因为它要汇集人类智慧的成果，要凝聚人类思想的精华。然而，法学又应该是通俗易懂的，因为它只有掌握在百姓的手中才能发挥作用。为此，法学应该走出脱离世俗的“象牙塔”，步入寻常百姓家。在法学著作中，“阳春白雪”当然不可缺少，但“下里巴人”更是不可或缺。我曾给自己设定一个治学目标：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谈老百姓没太注意的问题，讲老百姓不甚明白的道理。中国的法治一定要以人民的力量为基础，因此，以文学的形式讲述法学的内容，宣扬法学的精神，进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养成法治文化，当是中国法治之进路。于是，我欣然应允，并找了几位法学圈内有文采有情趣的朋友，邀约写作。然而，我作为主编的“法学解读小说系列”未能成功，除我自己撰写一本之外，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皮艺军教授撰写了一本——《在天使与野兽之间——犯罪的童话》。
1998年春天，我参加了侦探小说作家联谊会组织的武夷山采风活动，然后又作为中国—欧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的受益人到法国的埃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收集积累素材并进行初步创作，后来于暑假期间完成了这部解读证据法学的小说——《黑蝙蝠·白蝙蝠——证据的困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在该书中，我借当事人之口，系统讲述了证据法学的内容，特别介绍了一些外国的证据制度和规则。在当时，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对于普及证据法学的知识也发挥了一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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