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琳紧咬着嘴唇。
“你说话呀!琳琳!你不说话就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对吧?你才18岁!而且明年就该考大学了!我知道你听不进去我说的话。好，就算你不考虑我，你也应该考虑考虑你爸呀!你爸他一直盼着你能考上重点大学。如今他病成这个样子，你说你对得起他嘛!琳琳!你怎么能这样不争气呀!你……”金亦英泣不成声了。
佟琳默默地站着，泪水缓缓地流出眼眶。
第16章 油滑的港商
10月10日，洪钧经深圳来到香港。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他曾经被派驻香港半年。所以再次来到香港时，他并不感到陌生。
香港城市大学在九龙塘，法学院安排他住在南山村的学校公寓。从公寓的院门出来，向东走几分钟就到了学校的后门。不过，他喜欢走另一条路，爬上一座小山，穿过茂密的树林，从游泳池旁走进校园。虽然这条路有些绕远，但是可以让他在闹市中领略寂静的山林。
11日晚上的讲座结束后，洪钧便准备另外一项行动。第二天上午，他拿出沈福官的名片，拨通了上面的电话号码。听到洪钧的声音，沈福官开始很热情，但是听说洪钧想了解有关佟文阁和达圣公司的情况，他一下子变得冷淡起来。他说办公室里还有客人，让洪钧过半个小时再打电话。然而，当洪钧在半小时后再次拨通电话时，沈福官的女秘书却说他外出办事了。
下午，洪钧又给沈福官打电话。接电话的女秘书一听说是洪钧，便说沈经理不在，让他过些时候再打。洪钧又试了两次，结果都一样。那位女秘书说话很客气也很耐心，但是她那些婉转回答的实质内容都一样——老板不在，不知去何处了，也不知何时回来。洪钧觉得这位小姐仿佛要和他进行一场耐心与毅力的比赛。
身在香港，洪钧颇感无能为力。他想自行找上门去，但又觉得不妥。因为一旦把事情搞僵，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这时，他想起了郑晓龙交给他的字条。于是，他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找到了香港廉政公署的连敬培先生。连敬培又把郑晓龙在香港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他很快与郑晓龙通了电话，两人约好晚上见面。
13日下午5点多钟，洪钧来到位于港岛红棉道8号东昌大厦12层的廉政公署训练学校，见到了在此参加指挥培训班学习的郑晓龙。两人分手虽仅数日，但在香港见面，都觉得分外亲热。他们下楼后，边走边谈。郑晓龙是第一次到香港，因此很有新鲜感，不停地谈着自己的感受。洪钧问他去什么地方观光了，他说就去了中环的商店。洪钧便提议带他去太平山顶。
他们沿着红棉道向山上走，来到开往太平山顶的有轨缆车车站。缆车由两节车厢组成，车内的座位都朝着山上的方向。上车后，洪钧让郑晓龙坐在右边靠车窗的位置，以便观看外面的景色。车开动了，倾斜着向山顶爬去。有时，缆车倾斜的角度已经超过了45度。他们觉得缆车向前行进的力量都作用在他们的后背上，双手不由自主地抓紧了前面的扶手。
洪钧望着窗外。只见那一栋栋高楼似乎都是倾斜着矗立在山坡上。他知道这是错觉，但他感到非常奇怪，因为无论他怎么用理智告诉自己那些楼房实际上是直的，他的感觉都执著地说那些楼房是斜的。他怀疑这仅仅是自己的错觉，便问郑晓龙：“你看那些大楼是直的还是斜的?”
郑晓龙笑道：“当然是直的啦。不过，看上去好像是斜的!而且看得越久，这种错觉就越强烈。很有意思嘛!”
洪钧沉思半晌，慢慢地说：“世界上的东西其实都是这样。如果人们习惯于把斜的东西看成正的，那么正的东西反而就变成斜的了。这就是‘假做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无论是我国古代的道家学说还是印度的佛教思想，无论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还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其实都包含了这个道理。”
“是啊，社会风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都觉得办事儿得托人走后门，得请客送礼，这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你办事不请客，不送礼，那反倒成了不正常的。于是，请客送礼就成了正大光明的事情。其实要我说，甭管你办什么事情，从送小孩儿上学到去医院看病，从申请营业执照到审批建设项目，大事小事都一样，凡是请客送礼的就都是行贿!”郑晓龙的声音不高，但语气中包含了很多感慨。
“现在是不送礼不办事儿。医生给小学老师送礼，小学老师给房管员送礼，房管员给警察送礼，警察又给医生送礼。大家都骂送礼，大家又都去送礼。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这叫‘怪圈儿’!真不知道咱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怪圈儿’。”洪钧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缆车缓缓地驶入山顶车站。洪钧和郑晓龙随着游客下车，走出车站大楼，然后沿小路向北走，来到山崖边上的一处亭台。
此时，太阳已经落山，蓝色的暮霭笼罩在港岛的上空。他们站在亭子边向北望去，只见刚才在山下时看到的那一栋栋高不可攀的摩天大厦此时都谦卑地低伏在他们的脚下。他们离开亭台之后，沿着建在山崖边的柏油路向东走去，并不时停住脚步欣赏一番路旁树叶缝隙中透露出来的山下楼区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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