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然要接，”克莱尔说，“必须要接。”
“好吧，要是他非接不可，”他问克莱尔，像是我根本不在场，“作者照片能交给我拍吗?”
10
向克莱尔这种出生没多久的、刚刚来到这座城市的和我母亲这种宁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朋友介绍一下情况：达利安·克雷，江湖人称“摄影迷”和“拍照杀手”，于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年间在纽约市绑架、折磨并残酷杀害了四名女性。这位狂性大发的艺术爱好者强迫女人摆姿势供他拍照，然后杀死她们，肢解尸体，将尸块(更准确地说，大部分尸块)扔在皇后区和长岛各处的垃圾箱里——只有头部除外。
照片于他被搜捕期间被寄给警方，也许是为了嘲笑，也许是希望能在找到各个女孩的尸块时公之于众。尽管照片没有向大众公布，但媒体用来形容的字句包括“令人毛骨悚然的造型”、“可怕的场景调度”和其他栩栩如生的恐怖术语。我记得那几个月，歇斯底里的情绪在这个城市逐渐累积，每次杀戮都让恐惧和愤慨更进一步。小报的血色头版标题喊得声嘶力竭，电视播放警方的素描，警告女性注意铅笔画像中可能是五十岁以下任何一个白人的罪犯。一个专门热线的设立使得群体惊恐愈演愈烈，因为虚假目击、虚假指控和虚假自首接踵而来。市府会议开得火药味十足，萨菲尔警务专员和朱利亚尼市长焦头烂额。市长安慰大众说只有少数女性——年轻貌美的模特——才真正需要担心，这下可算是捅了马蜂窝。有委员会义愤填膺地讨论物化女性的问题，我们色情业自然被指为同谋，时尚业和广告业陪绑，因为我们不知怎的让砍杀女人变得“可以接受”。我承认，当时这个念头确实让我惊恐。我总能看见一摞染血的《淫欲》杂志，封面标着我的名字。不过正如珍妮在我无法入睡时安慰我说的，我们的一般读者群其实只是半夜上厕所的孤单保安，还有车里蹲守的警察，边吃甜甜圈边等凶手露面。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却有了疑虑。
第五个女人诺琳·维拉诺波利斯打电话报警，声称有个可疑的男人企图哄骗她当他的模特，克雷终于落网。审判时他不承认有罪。他坚称所有遇害的女性全是自愿接受他雇用的模特，离开他的地下工作室时都心情愉悦、毫发无损。陪审团听得很恶心，受害者的亲属更是拒绝承认。在他家地下室发现的DNA证据(毛发或血迹)将他和受害者联系在了一起，证人指证他(或一名符合其相貌特征的男子)出现在两次绑架地点附近。克雷锒铛入狱，不允许保释，经过漫长而熬人的庭审后，所有指控均落实有罪，他被判处死刑。他最近这十年一直在死囚牢房，消耗剩下的上诉机会，孤零零地坐在牢房里——按照这封信说的，他花了很多“自由”时间阅读我用化名写的色情作品。
克雷始终没有坦白。那些头颅仍告失踪。
11
从照相馆一回来，克莱尔就开始搜索资料，再来找我时变得更加热忱。这事情显然有利可图。
“假如他向你独家坦白，我们就能拿到六位数。”克莱尔说，“这还只是预付款。会出平装本，这种书通常走的超市渠道主要卖平装本。小报会登你的书摘。谁知道呢?搞不好能系列化。”
“别用那个词。”
“什么词?”
“系列化。”
“哦，好的。”她很兴奋，扭来扭去，这儿拍拍那儿摸摸，看不见平时的泰然自若，总算露出了孩子气。她涨红了脸，瞪着眼睛，瞳孔放大，说是性欲勃发都可以。我尽量假装没看见。“还有电影拍摄权。DVD。有线电视。普通电视。”她像唱歌似的吐出这些字眼，看我的眼神甚至有了一点尊重，就仿佛我或许能引来财富和文化货币，无论机会多么渺茫，都给我笼罩上了不一样的光环：假如真正的文化力量和权力能受我吸引，那么我肯定在某些更深刻的虽说肉眼看不见的方面拥有一定趣味。
“你这么起劲到底是为什么?”我问。
“少来了。”她说，“家教季节即将结束，让我和你一起弄这个吧。”
“咱们走着瞧。”我尽量维护自己，“也许你可以在旁边观察我——假如事情能成真的话。”
“酷!”她说，“我来算几个数字。”天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会有什么区别呢?她反正从来不听我的。
接下来，我不得不和监狱管理局走完一整套无聊的手续，留我的指纹，核实我的背景情况。我收到一份指南，列举什么东西不能带、什么事情不能做。最吓人的是“别穿帆布衣服”。那是囚犯的制服，万一发生骚乱什么的，警卫会尽量不朝穿灯芯绒的开枪。
我还会见了克雷的辩护律师卡罗尔·弗洛斯基。她的办公室在公园街，离法院不远，所在的大楼要我说已经老朽但很有律师味道：电梯吱吱呀呀，走廊昏暗，一度华丽的大堂地面缺了黑白双色的八角形瓷砖，换上的一律是浅绿色的方块浴室瓷砖。她的办公室里，书本和文件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平底锅叮叮咚咚接着漏水，但这个房间很宽敞，摆满大件家具，全都是皮革和实木制品，隔着广场能看到整幢法院大楼。开门的姑娘同样美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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