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蕾莎压低声音说：“终审上诉被驳回了。”她扭头看了一眼弗洛斯基，她把烟灰弹进饮水机。反而是特蕾莎显得很悲伤，弗洛斯基只是比平时更加愤怒。
“抱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开始了解达利安这个人了，得知他即将死去，我真的感到抱歉吗?好像并没有。“所以，都结束了吗?”我问特蕾莎。
“还差得远呢，”弗洛斯基插嘴道，“用不着担心。”
“不，”我嗫嚅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她打开饮水机，浇灭烟头，把一块钱塞进售货机，揿下健怡可乐的按钮。钞票被吐了出来。
“他妈的鬼东西!”她对售货机连踢带打，尖头皮鞋踢到突出的边缘，险些摔倒。“妈的，”她一只脚跳着说，“这鞋是新买的。”
“来，让我试试看。”我说。我拿出零钱，把一张比较平展的一块钱塞进售货机。从机器伤痕累累的外表看得出，许多受挫的访客曾对它饱以老拳。汽水掉了出来，警卫恰好走进房间。
“卡罗尔·弗洛斯基?”他喊道。
“是我。”
“你可以见委托人了。”
“好。”她抓起公文包，以可敬的尊贵姿态蹒跚而行，穿过那扇门走向委托人。她经过我的身边，我注意到她捶打售货机时，粗重的指环割破了皮肉，手指上有一道血痕。她连眉毛都没有多皱一下。我不禁心想，我要是遇到麻烦，一定委托她当我的律师。警卫嗅了嗅。
“你抽烟了?”他问我。
“我?没有，我不抽烟。”
他皱着眉头瞪了我一眼，将尴尬而沉重的寂静留给我和特蕾莎。
“要喝汽水吗?”我小声说，“我不喜欢健怡可乐。”
她摇摇头。“他还不知道，”她说，“她现在要去告诉他。”
“我知道。我见他的时候他挺好。访问很顺利。”
特蕾莎坐下，取出贴满黄色即时贴的厚实法律课本。她打开眼镜盒，戴上眼镜。我对性感的女图书管理员一直有幻想，这应该不奇怪吧?喜欢读书的姑娘最火辣了。
“说起来，”我说，“那位作家，你提过的那个吸血鬼小说作家，我读了点她的书，感觉很不赖。”
“我也这么觉得。”特蕾莎没有抬起头。
“我在哪儿看见说她有一本新书快出版了。”
“刚出版，我已经有了。”
“真的?”这倒是新闻了，“我得去看看。你已经买到了?你还真是她的书迷啊。”
她不理我，只顾低头看书。我从她衬衫领口的缝隙瞥见一小片白皙肌肤，还有一幅黑色文身的卷须，卷须向上(也可能是向下)伸展。我内心的吸血鬼露出獠牙。
“呃，你要是感兴趣，”我继续道，“我在哪儿看见说作者要做个线上活动。”那是出版商搞的新名堂。说实话，我连这个概念都几乎不理解，但克莱尔信誓旦旦地说能促进销量。“她会主持一个聊天室。”我解释道，尽量不显得太大惊小怪。
“对，”她对着课本说，“已经知道了。”
28
在回程的列车上，我开始誊抄访谈内容，戴着耳机听录音，对着笔记本电脑打字，这一向是最困难的环节。刚开始做访谈那会儿，我过了一段时间才学会不用自己的发言打断访问对象的话头。访谈结束后我还必须听着磁带上自己的声音讲述琐碎的细枝末节。我的皇后区口音很刺耳，嘀嘀咕咕带着鼻音，比我想象中还要难听。哪怕是今天，听着我和克雷的对话，每次听见我惹人讨厌的口头禅——比方说没完没了的“对哦，对哦”——我都忍不住皱眉头。事实上，以对话自然流畅而著名的作家和电影制作者往往高度风格化，而未经编辑的真实对话文本你读不了几行就会觉得无聊透顶。
与克雷的对话就是这样。他独角戏唱个不停，内容既惊悚又令人麻木，讲在儿童福利体系内的恐怖历程，辗转于一个个寄养家庭之间，受忽视，被欺凌，挨打，很可能还遭到过猥亵。曾经收留他的一对寄养父母后来因猥亵男童被捕，但没有资料显示受害者中有克雷，我提起时他也连连否认。可是，他的叙述与记录多有出入，尤其是关于他的母亲。
杰拉尔丁·克雷是个噩梦。她的病态母性表现远远超出克雷描述的贫穷和疏忽。她以卖淫为生，有一长串的被捕记录，包括多次盗窃、持有毒品和在公共场合醉酒。他出庭受审时，案卷里包括了儿童福利机构的记录，提到她不但长时间将他一个人留在家里，还在接客时把他锁在壁橱里。刚开始小达利安又哭又闹，于是她塞上他的嘴，直到他学会保持安静。他在禁闭期间尿了裤子就会挨揍。被捕后的那天早晨，她向分局的一位警官报告说她的孩子独自在家，社会福利人员确实因此带走了他，他由于无人照看而成为州政府的受监护人。她认轻罪服刑六十天后出狱，却没有出席儿子的任何一次监护权听证会。她抛弃达利安，继续在各个城市积累被捕记录——旧金山、洛杉矶、底特律。后来她也许改邪归正，因为一九九六年以后就没消息了。她当时大约四十到四十五岁，有可能和许多惯犯一样，年纪渐长，厌倦了职业罪犯的紧张生活。也可能已经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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