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倒更愿意听到他老婆不断欺骗他的消息，不过他说上面这些我觉得也还行。
“哦，对了，罗茜”他叹息道，喘着粗气，脸上在冒汗，“我后来还老是想着你呢。是我当时不好，不过我已经为此受到了惩罚。也许我们又可以做朋友了。”
他令我反感。我想回家去。哈特穆特坚定地握着我的手，他是喝醉酒了。最后他恳求我去他饭店过夜。
我站起身，挣脱了他的手，说是我该走的时候了。
回到家里我想道，是否我给维托德类似的印象就像今天哈特穆特给我的印象一样呢，因为他上次和我今天一样走得很快，一样彬彬有礼，一样冷淡。
顺便提一句，第二天晚上哈特穆特从柏林办公室打来电话，以五十年代老派绅士的方式给我道歉，说是自己“有点失礼”;他这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那好吧，咱们下次见啦，”他在话筒那边说道。在哈特穆特和维托德这两个男人的声音之间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呢?
此外我还不断地考虑，我该不该向璧德倾诉我的烦忧?
“你瞧，”我在想象着如何恳求她，“我还从没有像热恋恩格斯坦一样地热恋过其他人。你现在一切都有了：在青年时代有了男朋友，在适当的年龄有了婚姻，有了孩子。现在你有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工作，有一个男朋友，也有一个很大的朋友圈。这一切我过去没有，现在仍然没有。请你把他交给我吧，璧德!我还从没有向你要求过什么，我也从没有向其他人要求过什么。说这句话我也感到很吃力：请你给一个为了爱情而急不可耐的老姑娘一点怜悯吧!”
难道这无法使一颗石头感动吗?甚至无法使这位多愁善感的璧德感动吗?
另一方面，要是她提出同样的请求，我是绝不会放弃的呀。于是我决定最好还是免开尊口吧。在这个问题上她同样不再是我惟一的朋友，而是我必须战胜的对手。可是想和她谈一谈的念头始终很强烈。
罗默尔太太又来了，狗儿已经走了，我又傻傻地想，我现在无法和狗儿而只能和自己说话了。
一天下午，我没打招呼就去了璧德家。或许我从没有能力将我的愿望和需要告诉其他人，这恰好是我的一个错误。在青年时代，我不是向这个业已变得丑陋无比的哈特穆特说过，我爱他，希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未来的吗?我把未来交付给他，并且悄悄地假设他的一切将会发展得很棒。就连我和柏林上司的关系，我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态度。可现在那些无聊的事情接连不断地向我涌来，我吃亏太多仅仅是因为我的谦虚或者说我的胆怯。我现在选择和尝试另外一种方式了，至少可以和璧德谈一次吧。
在她家大门口停放着维托德的汽车。我根本没有停下自己的车，而是完全绝望地往回家的路上开。
我是不是——就像从前我上司的太太那样——写封匿名信，比如给尤尔根：“璧德在欺骗您?”可如果她不这么做，她还怀疑是不是能马上甩掉尤尔根呢。再说，尤尔根自己毕竟有太太，他没有任何权利要求璧德对他忠诚。那我还有什么可以使用的方法来挫败璧德呢?她对哪些威胁会当真呢?她可不是很容易就被人吓住的。如果接到匿名信，她一定会直接去找警察局的。
我那无助的愤怒在不可阻挡地上升。我要是能立即把她弄死该多好啊!弄死吗?为什么不呢?
从那时起，我的心里只有这一个念头。
璧德，我惟一的朋友!我是不想让你伤心，璧德，我是不想让你痛苦的。你应该早点死掉，切勿有任何胆战心惊和犹豫不定。我不希望像侦探电影里那样向你作长篇演说后才向你开枪。头上一枪，这就行了，马上失去知觉，头部流血，然后完蛋。还好我没把武器扔掉。但当然还得考虑一下：如何做，哪儿做，何时做，切不可将我与此事联系起来。在这起事件中，被害人和我有某种关系，警方肯定会来向我打听情况。我的动机，这当然是万幸了，谁也不会猜得出来。
我得和璧德在哪儿见个面，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知道是我和她在一起，谁也不能见到我。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儿;假定我打电话和她约定，那璧德肯定会以她一以贯之的罗嗦方式和业余大学的什么人、她的孩子、朋友、邻居或者最后是维托德谈起我和她即将会面的事的。但我的优势在于她完全相信我，我可以把她引诱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另外对我很有利的是，我非常了解她的习惯，了解她的办公时间甚至那些培训班的时间，暑假过后她现在又开始很勤快地参加这样的培训班了。
也许这事未必能马上办成，那就得马上再来一次。至关重要的是她不能起任何猜疑。
在几个不眠之夜过后，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几乎每个星期六，璧德每天早上都要先去购物，然后去哈雷浴场，在那儿呆上一个小时。她也带我去过那儿一两次，但我的周末将以红红的眼睛和氯臭气味的皮肤收场，我并不很感兴趣。那好吧，我可以去看看，我就在哈雷浴场停车场璧德的车子那里等候她，然后和她一起去个什么地方。但我的第一次努力落了空，璧德的汽车不在那个停车场里。我绕着大街周围走了一遭，看到维托德的车还是停在那儿。没有什么好同情的，我自言自语着，她活该如此。再说我也可以等待，首先是等待一个好机会，其次是等待维托德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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