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默尔太太到美国去了。那条狗又回到了我身边，由于它的存在我感觉稍稍得到了安慰。和孤独的人习惯做的一样，我经常和它说话;我也和死者说话，和璧德，和我母亲，甚至和斯卡拉特说话，向她说明我的致命伤和我那忧郁的精神状态。
一天晚上，维托德打电话给我。自从那次他在院子里逮住我之后，我既没有看到过他，也没有和他说过话。事后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我当时那种尴尬的处境，我突然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他没怎么转弯抹角，就直截了当地开始说事了。
“计算机警官刚才又上我家来了。我打电话过来，是想提请你注意。很有可能他也会到你家去的。”
“有什么新情况吗?有需要我特别注意的事吗?”我问道。
“那好吧，我们反正都已经讲过了。你答应过我不说我和斯卡拉特夜晚见面的事，也不说希尔柯死时我和你在场的情况。我能够相信你吗?”
“当然，你当然可以相信我。希尔柯案子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我们通话半小时后，那名拉滕堡警官果然上我家来了。我把那只骂骂咧咧的狗关进了卧室里。那名男子彬彬有礼，沉着冷静。他说他有几个问题，因为在这三起死亡案中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澄清，其中有些问题我有可能会想得起来。
他首先详细询问我和璧德的关系，尽管这个案子根本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我必须向他确切地描述我所知道的这起事故。
“我知道所有报纸上是怎么写的，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我说道。
“那么，也许比这个更多吧。我想到的是，您的朋友和您打过电话，向您提到过后面发生的那次野餐的事。海尔特女士，有可能您是想要庇护某一个人，比如恩格斯坦先生。您的朋友爱上了他，您是惟一知道这一消息的人，她似乎并没有将这一消息透露过任何其他人。”
“对，她是向我透露过这一点。但璧德不能不怀疑的是，到现在为止这种爱只是她的一厢情愿而已。如果她要和恩格斯坦先生有约会的话，她也许会跟我说的。可是她并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事!”
那名刑警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他似乎还有很多疑问。
“您朋友的购物清单放在她的皮夹子里，那只周末购物篮放在汽车里。那瓶香槟酒她当然可以从家里带去，但饭菜不是她的，一定是另外一个人带过来的。因为她购买醋焖牛肉的那家肉铺老板，是不出售烤鸡的。您究竟怎么知道璧德·施彭贝吃的是烤鸡呢?”
“我说过这话吗?”我问道。
“您和恩格斯坦先生说过，”他说道，“因为他谈到了那个最后的晚餐，好像他在场似的。璧德·施彭贝手拿香槟酒杯和鸡腿站在塔上，然后坠落到地。我们没有向媒体公布死者肚子里吃了什么东西，报纸上只说是有一只香槟酒空瓶。恩格斯坦先生起先声称是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烤鸡的文字，可在讨论了很长时间之后他说，这件事您跟他提起过。”
我耸耸肩。我想起了在毕克巴赫的那个场景来：斯卡拉特手拿香槟酒和鸡肉。这使我当时马上想起璧德来，或许我跟维托德提到过这事。
“我记不得了，”我说道，显得很自然，“即便我讲过这话，那么我可能也只是在哪儿的报纸上看到过，或者听另外一个人说的。不管怎么说，璧德没和我说起野餐的事。”
警官走到我放杯子的柜子跟前。他有目的地从里面找出了五只喝香槟酒时用的水晶玻璃杯来。
“您的朋友喝香槟酒时用的就是这种水晶玻璃杯。您的第六只杯子在哪儿?”
“不过我请您注意，”我愤怒地回答，“杯子总是不断地坏掉。谁家的杯子会是齐全的呢。”
“您，海尔特女士，”他简短地回应道，“比如我在这里就看到有六只雪利酒杯子、六只葡萄酒杯子和六只喝水杯子。在您家里一切看上去差不多都跟新的一样，特别井井有条。”
这真是厚颜无耻的诡计，我生气了。
“怎么?我没有家室，很少有客人来访，所以那些餐具和杯子自然就用得不多。但我一个人在家时，我也喝香槟酒，因为我有低血压。一只杯子早就被我摔成碎片了。您难道想用一只缺的香槟酒杯子来陷害我吗?”
他什么也没说，而是打量起我的脚来。
“您穿几码的鞋?”
“三十九码，”我撒谎道，他又不会真的去量尺寸。
“我要带走您的一只杯子，如果可以，也包括您的相册。另外，我想看一下您的鞋柜。您有体操鞋吗?”
我摇摇头。我是不是该问问他有没有搜查证，我是不是该给我的律师打电话?
他站起来。
“噢，对了，我还想看一看浴室。”
我随着他一起走。他首先走到了鞋柜那里，连问也不问，在卧室里找到了那个地方。那条狗愤怒地对着他怒吼。他检查了好几双鞋子，用责备的口气说道：“四十一码，您要是穿三十九码，您的脚会疼死的!”
他在衣柜前并没有久留。
然后他就进了浴室。我跟在他后面。他打开那只小五斗柜的“丽盛板”牌抽屉，检查我那只电吹风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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