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他们的衣服都整齐地叠放在岩石上，他和男孩已经舒服地躺进了他们最喜欢的一个池子，海水没到胸口，肩膀刚好露出水面，远处海面上反射着午后的阳光，波光粼粼。他们躺好以后，罗杰看着他，用一只手挡在眼睛上遮住阳光，问：“先生，日本的大海和英伦海峡像吗?”
“差不多吧，至少我看到的是差不多的。海不就是海，对不对?”
“那里有很多船吗?”
福尔摩斯也伸出手挡住自己的眼睛，他发现，孩子正好奇地盯着自己。“有啊。”他回答，可他也不确定在他记忆里穿梭的那些油轮、拖船和驳船到底是在日本看到的，还是在澳大利亚的港口看到的。“毕竟，日本是个岛国嘛，”他分析道，“他们和我们一样，离海并不远。”
男孩把自己的脚跷到水面上，在海水的泡沫中漫不经心地扭着脚趾头。
“他们都很矮，是真的吗?”
“恐怕这倒是千真万确的。”
“跟侏儒一样吗?”
“比侏儒高。他们的平均身高也就跟你差不多吧，孩子。”
罗杰把脚放了下去，扭动的脚趾头不见了。
“他们是黄色的吗?”
“你问的是什么?皮肤还是性格①?”
①黄色(yellow)，在英文中也有性格怯懦的含义。——译者注
“他们的皮肤——是黄色的吗?他们有兔子那样的大牙齿吗?”
“比黄色要暗。”福尔摩斯一手按着罗杰被太阳晒黑的肩膀，“和这个颜色很像，懂了吧?”
“那他们的牙齿呢?”
他笑着说：“我不能确定。但如果我真见过像兔子门牙那么大的牙齿，我想我一定会记得的，所以，我猜，他们的牙齿应该和你我的差不多。”
“哦。”罗杰嘟囔了一句，有一会儿没有再说话。
福尔摩斯猜，是那两只蜜蜂点燃了男孩的好奇心：那两个被密封在瓶子里的小生物和英国的蜜蜂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它们暗示了一个平行世界的存在，在那个世界里，一切都是类似的，但又不完全一样。
没过多久，他们爬回陡峭的小路，罗杰的问题又开始了。现在，男孩想知道的是日本的城市中是否还保留着被盟军轰炸后的痕迹。“有些地方还有。”福尔摩斯回答。他想，罗杰对飞机、空袭和战争伤亡的兴趣，也许跟他父亲的英年早逝有关，他也许是想从残酷的战争细节中找到某些答案吧。
“你看到扔那炸弹的地方了吗?”
他们停下来休息，在标志着小路一半路程的长椅上坐着。福尔摩斯把长长的双腿伸向悬崖的边缘，远眺英伦海峡，想着两个字：
炸弹。那可不是什么燃烧弹，也不是地雷弹，而是原子弹啊。
“他们叫它闪光爆炸弹，”他告诉罗杰，“是的，我看到其中一枚扔下去的地方了。”
“那里的人看上去都是病怏怏的吗?”
福尔摩斯继续盯着大海，看着灰色的海水在夕阳的映照下变得通红。他说：“那倒没有，绝大多数人看上去并不像有病的样子。不过，有一部分人确实是病怏怏的——我实在很难形容，罗杰。”
“哦。”男孩带着一丝困惑的表情看着他，不再说什么。
福尔摩斯发现自己突然想起了蜂群生命周期中可能出现的最不幸的一种状况，那就是：如果突然失去了蜂后，而又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培育新的蜂后时，该怎么办。而弥漫在普通日本人中的那种深层次的伤痛、那未曾表达出来的绝望，就像一尊隐隐约约的棺木，悬挂在绝大多数日本民众的头上，他又该如何解释?日本是个隐忍而沉默的民族，外人很难察觉他们的绝望，但它始终存在——它回荡在东京和神户的大街小巷，显露在年轻人严肃的脸庞上，折射在饥肠辘辘的母亲和孩子们空洞的眼神中，也反映在前一年日本流行的一句话里：“神风没有吹起。”
在神户的第二天晚上，福尔摩斯和东道主坐在一间拥挤的小酒馆里，享用着美味的清酒。一个喝醉了的客人穿着破破烂烂的过时军装，摇摇晃晃地从一桌走到另一桌。当店主把他请出门时，他一边走，一边高声用日语喊着：“神风没有吹起!神风没有吹起!神风没有吹起——”梅琦先生将这句话的意思翻译给了福尔摩斯听。
而就在这个醉汉发酒疯之前，他们恰好正在讨论投降后的日本现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梅琦先生突然把话题从旅行的日程安排跳开，问到了福尔摩斯有没有察觉到，占领日本的盟军所谓自由民主的言论和他们持续打压日本诗人、作家、艺术家的行为根本是自相矛盾的：“这么多人都在忍饥挨饿，可我们却不能公开批评占领军，您难道不觉得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吗?我们不能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哀悼我们所失去的一切，甚至不能为死去的亲友写一段公开的悼词，不然就会被人认为是在鼓吹军国主义精神。”
“老实说，”福尔摩斯把酒杯端到嘴边，承认道，“我对这些实在知之甚少，对不起。”
“不，不要说对不起，是我不该提这些。”梅琦先生已经通红的脸变得更红了，显出疲态和醉意。“话说回来，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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