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放心，”狄雷尼说，“我们并不一定完全采用您的选择，当做嫌犯的标准。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调查，如果调查结果证明他们是无辜的，自然会改弦易辙，调整方向。千万不要觉得说出这些人的姓名，就是定了他们的罪，凶杀案的分析绝没有这么简单。”
“这么说来，我还好过一些。有一点必须记住，精神病学不是一门肯定的科学——它是一种不定的艺术。两个有经验、有智识的精神病医生治疗同一个病人，很可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诊断。你只能将精神病医生的证词做为一种参考。”
“通常他们只会把案情愈弄愈混乱，”狄雷尼接口说，“我们都称他们为‘搅局的人’。”
“说得很对，”她苦笑一笑。
“好吧，现在我就把知道的告诉你们。”
她起身，从小书桌上拿来两页打字稿。
“六个人，”她对他们俩说。
“四男两女。姓名、年龄、地址，还有一小段的简介。我只列出这些人主要的麻烦问题，不做确定的论断——比方自闭、严重型精神病，或是狂暴型抑郁病等等。我说过，他们不是我的病人，我不作任何诊断。好，我们开始看。”
她戴上一副细边圆框眼镜。怪的是，这副老式的镜架，竟柔和了她刚毅的脸部线条，呈现出意想不到的魅力效果。
“先提醒两位，我并没有按照特殊的顺序排列。排名第一的，不一定最具危险性。这六个人，全部都有暴力倾向。我不预备逐字的朗诵——只做扼要的说明……
“第一个：贝隆纳，四十三岁。一个星期来三次。脾气狂暴，有使用暴力的纪录。隆纳第一次求诊，就是在重伤自己的妻子以后。不过他至少还知道自己有病，需要就医。
“第二个：甘沙克，二十八岁。他是我先生的义诊病人之一，一周一次。大家叫他白痴专家，我个人很恨这种说法。沙克绝不是白痴，只是有些迟钝。甘沙克能用粉蜡笔画得一手风景画。可是有时候，会动手打同事或其他病人。
“第三个：奥西薇，四十六岁。一周来看两次，常常喜欢挂急诊。西薇有严重的焦虑症，起因是由于对留胡子的男人害怕，而后转成了仇恨。有几次在公共场合，她曾经对留胡子的男人动过粗。”
“您丈夫留胡子吗?”埃布尔纳·布恩问。
“没有，他没有留。第四个：席文生，五十一岁。他的问题是妄想症。文生经常从背后攻击一些自以为在迫害他的人，包括他年迈的父母在内。他每周来三次。
“第五个：叶乔安妮，三十五岁，一个很忧郁内向的女人，和寡母同居。乔安妮有三次自杀未遂的纪录，也就为了这一点，我才把她算上。自杀不成，往往发展成他杀的行为。
“最后一个，吉哈洛，三十七岁。越战英雄，得过勋章。哈洛有着烈的罪恶感——不单是因为在战场上杀死太多人。主要为了朋友大多已经战死，唯独他存活下来。他发泄的方式是经常在酒馆里闹事，对自认为在侮辱他的人，加以人身攻击。
“全部就是这些。至于其他细节，报告上都有。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狄雷尼与埃布尔纳·布恩看一眼。
“只有一件，医生，”狄雷尼说，“这六个人是不是在服药?”
“没有，”她立刻否定。
“一个都没有。我先生不相信精神病方面的药物。他说，它们只治标，不治本。巧的是，我跟他的意见完全一致。只是我不像他那么偏激，偶尔当病人的身体确实有需要的时候，我会用药。”
“您可以开药吗?”狄雷尼再问。
她狠狠的瞪他一眼。
“不能，不过我先生有执照。”
“当然也可能这几个人自已有吃药的习惯。”布恩急着打圆场。
“有可能，”黛安·艾勒比恢复她一贯自信十足的大声调。
“任谁都有可能。你们谁拿这份报告?”
“医生，”狄雷尼语气温和，“您只打了一份报告吗?”
“对，没有副本。”
“您办公室有没有复印机?布恩小组长和我各持一份，对于办案的速度大有帮助。”
“我先生那边有，”她起身，“只消一会儿就好。”
“我们也一起去吧，”狄雷尼说罢，两位男士一道站起。
她注视着他们。
“如果两位是为我的安全，那就谢谢了——实在无此必要。赛门死后，我一直住在这里。白天当然人很多，晚上总是我一个人。我不怕，也不会怕，这里是我的家。”
“方便的话，”狄雷尼坚持己见，“我们还是一起过去看看。等于给我们一次亲临现场的机会。”
“随便。”
她从抽屉取出一串钥匙，领先走向大厅，打开她丈夫的诊所房门，扭亮电灯。接待室里只见光溜溜的地板。
“我把地毯抽掉了，”她解释。
“沾了血污，我不想再清洗它。”
“这间空房您有没有什么打算?”布恩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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