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老或者死亡
格雷安·葛林在他那部绝佳的小说《喜剧演员》，曾为宗教信仰下过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那就是“你是否时时准备为它而死”。而书末，在那位满口说言的骗子琼斯上校阴错阳差成了抗暴游击军领袖并战死时，葛林问：“而琼斯又是为何种信仰而死的呢?”
宗教信仰总是和死亡牵扯相伴，因为它最核心处本来就为此事而来的，负责解除人对死亡的不解、恐惧和焦虑。然而有趣的是，很多宗教把这份工作做得太成功了，让死亡焕发着过度诱人的芬芳，映照出生命这一侧的贫乏及其日复一日的苦役样貌，不值一活，也因此，宗教往往得同时向它的信众下另一道禁令，那就是不可以自杀，生命是神赐的，人不可夺走，或者说生之苦役是个必要的、不容许自我缩减的过程、是你此生的某种债务偿付云云。这样生与死的逆转，使得殉道而死一事成为可欲的，带着自利的色泽，其实往往是某种变相的、“合法”的、众里寻他的自杀。
自恋，做为宗教信仰的一种残缺形成，亦同样时时与死亡为伍，忍不住窥探着死亡甬道。然而，没有上帝没有天国，死亡只能静静保持它结束一切的原始未加工模样，不附赠任何想象和希望，因此，它一如本来是哀伤的、是不得不尔，对自恋者而言，死亡大致只剩下一种诱惑、一种唯物的利用方式，那就是阻止衰老，阻止他所爱恋的美丽肉体必然崩毁，如朱天心小说(我的朋友阿里萨)中讲的“但愿我在衰老前死去”。
而我们也很容易想到，没有上帝也就没有禁令，因此，死亡的界线又是比较容易跨越的，不管这个死亡的样态是单纯的自杀，或者各种曲折乖戾的、利用到无辜他者死亡的自毁，如这位恶魔之针上的男子。
平庸的恶
然而，我们要不要也换个方向来问，这场死亡和衰老的赛跑，赢家就一定是死亡吗?只怕未必尽然。在七O年代的纽约、在我们目下的台湾，杀人犯罪率的确大幅提高，自杀率更是大幅攀升，姑不论其他一言难尽的社会因素，说到头这也只代表了死亡跑赢衰老的机率有所增加而已不是吗?
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在这部小说开头这独白一幕，之所以第一时间就肯定这名恶魔男子必将杀人而且自毁，那是因为我们晓得我们此刻读的是一部犯罪杀人之书，如果它是一部普通小说，比方讲作者名字是屠格涅夫或者索尔贝娄云云，我们也许仍得提着心担忧他受苦、狂乱甚至最终步向毁灭，但那将是全然不同而且难以逆料的另一道严酷旅程不是吗?
在这本《第一死罪》小说里，与其讲是死亡获胜，倒不如讲它只是叙述一个死亡跑赢的“实例”罢了，也就是说，它是以某一个已然发生的犯罪死亡结果当前提，从这一头进去，再回到社会面去找解释找支撑，这样的理解途径当然是正当合宜的，但也不免有一种风险，那就是封闭在此一单一个案之中，对此人的处境过度同情，对他的话语过度倾听，从而对他的行为反应过度装填解释，佛洛伊德式的典型谬误大体上就是这样，最终，是这些最极端、最“不正常”的心理，倒过头来涵盖了、篡夺了复杂、广大、仍有各种可能的人性，病患成了先知，好像只有这样才算是个完整的、淋漓尽致的人似的;呓语也成了智慧的哲言，让恶实体化，带着某种深奥的、悲剧的、甚至神圣慑人的光采。
彷佛又返祖到古希腊、甚至是古昔初民社会的所谓“神圣疾病”去，因此，今天的心理学者提醒我们，有必要以观看来替代倾听，主要还是看他做了什么，而不是不假思索的顺着他一厢情愿的语言逻辑走。语言往往只是生命本身遭到挫折的狂暴流窜而已，是病征，而不是发见。
这是汉纳·鄂兰的精采话语，一个带点冷酷的清醒声音，有助于我们挣开佛洛伊德式的耽溺魔咒：“恶绝不是‘根本的’东西，只是一种单纯的极端东西，并不具有恶魔那种很深的维度，这是我真正的观点。恶正犹如覆盖在毒菇表面霉菌那样繁衍，常会使整个世界毁灭。如前所述，‘恶是不曾思考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岂仅只是涉及恶的瞬间，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只会带来思考的挫折感。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是的，真正深奥的、困难的、能一直想下去的，终究是人的情感、梦想和意义这些善的东西，甚至我们应该说，死亡之所以让我们感觉深奥，逼迫我们思索，是因为它如此毫不容情的映照着我们生命本身，时时威胁着我们的情感、梦想和意义，否则，它不过就只是沉睡，是，结束和腐朽而已，是不必学就会的东西，是不用邀请也会来的东西，是蟑螂蚂蚁也都拥有的东西不是吗?
黝黑如死亡如此，更遑论镜子中的映像，他栩栩如生，但却是二维的、毫无厚度的。
如果我们要抓一个疯狂的凶手，我们是得进入这“恶的瞬间”，听他喋喋不休的话语，以为线索，以为证词;但如果我们要知道更多，那我们可能得真正去问，何以人丧失了他的情感、梦想和意义?何以他原本广大无垠的世界会消失?何以他只剩一具生物性的身体?何以他只能跟一枚镜子里的自己朝夕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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