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花了将近两小时，才把数据粗略分类就绪，然后调一杯裸麦威士忌加水，双脚跷上书桌，开始阅读。到凌晨两点，他已读完每一份报告，盯过每一份档案里的每一张照片。布罗顿调查行动的彻底再度令他印象深刻，但以初步印象而言，伊伐·索森说得没错：他们一无所获——没有线索，没有蛛丝马迹，没有任何神秘——只不过不知谁杀了法兰克·隆巴德。
他开始读第二遍，这次放慢速度，边读边在一本长型黄色拍纸簿上做笔记，同时把若干文件分在一旁，准备读第三遍加以研究。合上最后一份档案时，书房的窗已透入曙光，他站起身，伸懒腰打呵欠，双手按臀身体后仰，直到脊骨喀喀作响。
然后他到厨房喝一大杯挤了一角柠檬的蕃茄汁，泡一壶三杯量的速溶咖啡，不加糖不加奶，跟一枚又干又老的贝果一起端回书房。
他看看自己的笔记，啜着咖啡，第三遍读起山佛·佛格森医师的验尸报告。八页报告内容一如佛格森往常的详尽，包括两张素描，显示外伤的实际大小，以及一张入类头骨侧面图，显示穿刺伤的位置和形状。那形状看似拉长的等腰三角形，外伤则约略呈圆形，比二毛五硬币稍大。
报告中最重要的一段如下：
“挥击造成穿刺伤，击裂右枕骨，割裂硬脑膜，穿透右枕叶。小脑割裂伤造成出血，导致鹰嘴窝及第四脑室破裂，脑干受到剧烈挤压，因而致死。”
狄雷尼对验尸报告又做了几项笔记。他有些问题，知道只有当面间佛格森才能得到答案。至于要如何解释自己何以对隆巴德命案感兴趣，这问题他到时候再想办法。
其他的笔记内容包括死者遗孀克拉拉·隆巴德太太的侦讯。三名警探分别侦讯了她五次。狄雷尼点点头，赞许包利组长的专业表现。这是标准的办案程序：头三次侦讯派三名不同的警探，然后三人跟上司碰面汇报，讨论侦讯对象的个性，然后选出与她互动最佳、让她感觉最“麻吉”的警探，由他再去侦讯两次。
从打字报告中，狄雷尼逐渐对遗孀有了概念。(前三份是录音内容的缮写。)克拉拉·隆巴德太太似乎是个没什么大脑的轻浮女子，努力表现出因丈夫惨死而悲痛欲绝的模样，但仍能发出幼稚的笑声，开些可疑的玩笑，突然询及保险金，问到检验遗嘱，不合逻辑地威胁要控告纽约市，还有些话只能说是直接了当的调情。
狄雷尼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仔细的调查显示尽管克拉拉非常喜欢社交——不管丈夫是否同行，她都乐于参加宴会——但并没有男友，而且所有人，甚至包括她的女性朋友，都不曾半点暗示她可能出轨过。
她证词中最令狄雷尼感兴趣的，是关于法兰克·隆巴德皮夹那段。那个该死的皮夹让队长很烦躁……它放在尸体附近……被人特地从后裤袋取出……敞开丢在那里……而且仍然装满钱……
让狄雷尼意外的是，只有一次侦讯时警探交给隆巴德太太一份皮夹内容的详细清单。这份清单收进了“物证”档案。当时警探问克拉拉，就她所知，皮夹里是否有东西不见了。她回答没有，她想亡夫的身份证件和信用卡都在，而金额——超过两百元——也是他习惯携带的数目。连皮夹内一个“秘袋”里的两把钥匙——一吧住家，一把办公室——都还在。
狄雷尼不接受她的说法。有多少做妻子的确切说得出丈夫皮夹里装什么?又有多少做丈夫的确切列得出妻子皮包里带什么?事实上，有多少男人知道自己皮夹里究竟有多少钱?为了验证，狄雷尼想了一下，猜自己后裤袋的皮夹里有五十六元，然后取出皮夹数钱。结果是四十二元——他纳闷钱跑到哪儿去了。
此外，隆巴德行动令他感兴趣的报告，就只剩死者哀伤母亲的侦讯纪录。狄雷尼把这份缮写内容又读一遍。如他先前猜想，苏菲亚·隆巴德太太住在改建过的赤褐砂石建筑，位置介于东河与她儿子陈尸处之间。
侦讯中，隆巴德太太被问到——而且问得很巧妙，狄雷尼承认：这是包利组长的功劳——儿子平常来看她的情况。他是不是每星期都来?每星期同一天晚上?每次同一时间?换言之，这是不是固定规律的例行公事?他来之前会打电话吗?他怎么从布鲁克林过来?
答案令人失望又迷惑。法兰克·隆巴德跟母亲共餐并没有固定时间表，只要抽得出空就来看她，有时两星期、有时一个月才能来一趟。但他是个好孩子，苏菲亚·隆巴德向侦讯她的警探保证：他每天都打电话来。如果他晚上可以来吃饭，中午前就会打电话，好让隆巴德太太有时间去第一大道的市场采买他爱吃的东西。
隆巴德从布鲁克林过来不开车，因为母亲公寓附近很难找停车位。他会搭地铁，然后从地铁站坐公交车或出租车过来。他不喜欢夜里走在街上，总是午夜之前便离开，回布鲁克林的家。
克拉拉·隆巴德太太是否曾跟丈夫一起到婆婆家共进晚餐?
“没有。”苏菲亚·隆巴德太太简短说道。读到这答案，狄雷尼露出微笑，了解那个家庭里必然存在的不和。
狄雷尼将报告收回各自的档案夹，所有隆巴德行动档案放进书房角落一座小保险箱。他很清楚，一个经验丰富的“妙手”一分钟就能打开它，而且两个没经验的小偷也能合力抬走它，稍后再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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