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多大年纪?”
“他是1925年出生的，在上奥地利的一个小村镇里，随后在当地一座天主教堂里受了洗。他的父亲是位普通的劳工，显然当时他的家庭非常贫穷。路德维格十二岁的时候他的一个弟弟死于肺炎。两年后他的母亲死于猩红热。”
“1925年?那么1942年的时候他只有十七岁，党卫军突击队大队长绝不会这么年轻吧。”
“不错。根据我掌握的资料，他在战争期间并不在党卫军中。”
“什么样的资料?”
她压低了声音，同时俯身靠近他。加百列嗅到了早晨的咖啡味儿和她呼出的气息。“在我的上一份工作中，有时候会调阅一些奥地利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我至今在里边还有联络人，都是些在适当条件下乐意帮忙的朋友。我同其中一名线人通了电话，他很热心地复印了路德维格·沃格尔在一支国防军服役时的档案。”
“国防军?”
她点点头：“根据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沃格尔于1944年应征入伍，当时他十九岁，随后被派往德国去保卫第三帝国了。他在柏林战役中同俄国人打过仗，而且侥幸活下来了。在战争的最后时刻，他逃到了西线，向美国人投降。他在柏林南边的一处美军拘押所服过刑，后来成功脱逃，回到了奥地利。他是从美军那里逃出来的，这一点却没给他带来任何麻烦，因为从1946年起，直到1955年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为止，沃格尔一直是美军占领当局的非军事雇员。”
加百列目光锐利地审视着她：“美国当局?他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他从总部的一个文员做起，最后成了美方和奥地利新建政府之间的联络官员。”
“婚否?有子女吗?”
她摇摇头：“一辈子单身。”
“他遇到过什么麻烦吗?比如财务方面的异常、民事诉讼，或者其他?”
“他的底子异常干净。我在联邦警署还有一个明友。我请他调查过沃格尔，他一无所获，这倒是件不寻常的事。你想，每一个有些声望的奥地利人都会在警察那儿留下案底，可是路德维格·沃格尔没有。”
“你对他的政治立场有何了解?”
雷娜特·霍夫曼花了很长时间，仔细查看了四周，这才答道：“我向线人问了同样的问题。这几位联络人都在维也纳比较激进大胆的报纸和杂志社里就职，他们是决不会同政府沆瀣一气的。最后发现路德维格·沃格尔是奥地利国民党的主要财政支持者。事实上，他就是彼得·梅茨勒竞选经费的源头。”她停顿了一阵子，点上了一支烟，她的手冻得发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关注我们这里的大选，不过只要今后三周内没有戏剧性的变化，彼得·梅茨勒就要成为奥地利下一届的总理了。”
加百列静静地坐着，消化着刚刚听来的讯息。雷娜特·霍夫曼吐出一口烟，随即将香烟丢进了污浊的雪堆里。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这种天气还要出来散步，阿戈夫先生。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
她毫无征兆地突然站起来，迈步就走。加百列也站起来，跟着她。你得稳住，他心想。推理很有趣，前后情节也容易引人联想，不过这一切都没有佐证，更没有一条站得住脚的铁证。根据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路德维格·沃格尔绝不可能是麦克斯·克莱恩所说的那个大队长。
“有没有可能沃格尔知道伊莱正在调查他的过去?”
“我考虑过这一点，”雷娜特·霍夫曼说，“我猜想国家档案馆或是联邦警察把我在调査他的事情透露出去了。”
“就算路德维格·沃格尔就是麦克斯·克莱恩在奥斯威辛看到的那个人，距离犯罪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年了，现在能把他怎么样呢?”
“在奥地利?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处理战犯的问题上奥地利的历史记录乏善可陈。我的看法是，这里其实已经成了纳粹战犯的避难所。你有没有听说过海因里希·格罗斯医生?”
加百列摇摇头。海因里希·格罗斯，她说，是位医生，就职于斯珀格朗地的一家专治残障儿童的诊所。战争期间，这家诊所成了一间安乐死中心。在这里，纳粹的主张得到了实践——带有所谓“病理性遗传基因”的人都要在这里予以“斩草除根”。有接近八百名儿童在这里遇害。战后，格罗斯成了声名显赫的儿童神经科专家。而他的研究所用的脑组织，许多都来自斯珀格朗地诊所的受害者。一直以来，他将这些组织存放在一处庞大的“脑库”里。2000年的时候，奥地利联邦检察官终于决定将格罗斯绳之以法。他受控参与九项斯珀格朗地诊所的谋杀罪，被带到了被告席。
“开庭一个小时后，法官认定他患有轻度痴呆，不具备当庭受审的条件。”雷娜特说道，“他的案子被无限期地搁置了。格罗斯医生对他的律师露出了微笑，走出了法庭。在法院楼梯上，他对记者谈起了自己的官司。很明显，格罗斯医生当时的神志非常清楚。”
“你的重点是?”
“德国人喜欢说，只有奥地利能让世界相信贝多芬是奥地利人，而希特勒是德国人。我们最喜欢假装自己是希特勒的第一个受害者，而并非心甘情愿做了他的盟友。我们有选择地忘记了奥地利人加入纳粹党的比例同我们的德国表亲一样高，忘记了奥地利人在党卫军中的百分比高得异乎寻常。我们有选择地忘记了，阿道夫·艾希曼就是个奥地利人，忘记了他的属下有百分之八十也是奥地利人，忘记了在他的死亡集中营里，百分之七十五的军官也都是奥地利人。”她压低了声音，“数十年来，格罗斯医生受到了奥地利政治精英和司法系统的保护。他是社会民主党的资深党员，他甚至有资格为法院充当精神科法医。整个维也纳医学界都知道所谓的‘脑库’是怎么来的，人人都知道他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像路德维格·沃格尔这类的人，即使摆明了就是个骗子，到头来可能也就是‘无限期休庭’的结果。这种人在奥地利受审获刑的可能性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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