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因为持照人死了。”
阿根廷人在桌上摊开一张古旧的公路图，隔着雾蒙蒙的老花镜眯着眼察看着，搜索着阿根廷的西部地区。
“就是这儿了，”他说着，戳了一下地图，“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简称巴里洛切，是巴塔哥尼亚的北湖区的一处旅游胜地，是十九世纪由瑞士和德国的定居者建立的。那儿又号称为阿根廷的瑞士，如今是滑雪者的欢聚之地，不过对于纳粹余孽来说，它是个瓦尔哈拉[2]一般的地方。门格勒就很崇拜巴里洛切。”
“我怎么去那儿?”
“最快是坐飞机。那儿有座机场，每小时有一班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班。”他顿了顿，又道，“为了看一座坟墓，走这么一趟，那可够远的。”
“我得亲眼看到才行。”
拉米雷兹点点头：“那就住雪绒花酒店吧。”
“雪绒花?”
“那是个德国人的小天地，”拉米雷兹道，“你不会相信那是在阿根廷的。”
“你为何不一道走一遭?”
“我恐怕自己会成为累赘。我在巴里洛切的某些社区里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啊。我在那个地方逛游的时间太长了些，你懂我的意思吧。我这张面孔太熟悉了。”阿根廷人的态度突然严肃起来，“你也得小心，杜兰先生。巴里洛切不是一个可以随口打听事情的地方。他们不喜欢外来人对某些人提问题。你还得知道，你是在一个敏感的时刻来到阿根廷的。”
拉米雷兹在一堆纸张中一阵翻找，然后取出了他要的东西——一份两个月前的国际版《新闻周刊》杂志。他把它递给加百列，说道：“我的故事在第三十六页。”接着他走进厨房，又取来两瓶啤酒。
第一个死去的是一名叫作茵里克·卡尔德隆的男子。他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莫奇科区被发现的，就死在自家房子的卧室里。头部中四枪，很专业。像加百列这样的人，每听到一起谋杀，都会在心里勾画出一幅作案场景。他凝视拉米雷兹良久，随后把头转开，问道：“第二个呢?”
“古斯塔夫·埃斯特拉达。两周后在出差途中于墨西哥城被杀。他有一天早餐会时没有出席，随后别人就在酒店房间里发现了尸体。又是头部中四枪。”拉米雷兹顿了顿，“这故事不赖吧，啊?两位杰出的商人，如此惊人相似地连续被杀，前后不过两周。这种扯淡的故事阿根廷人可喜欢呢。有好一阵子，许多人心思都被转移了，连自己身家利益都不关心了。”
“案子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切知晓了，不过我觉得他们有。茵里克·卡尔德隆和古斯塔夫·埃斯特拉达彼此并不熟悉，可他们二位的父亲很相熟。亚历山德罗·卡尔德隆是胡安·庇隆的贴身副官，马丁·埃斯特拉达是二战后那些年的阿根廷国家警察总长。”
“他们的儿子为何被杀?”
“实话实说，我全无线索。事实上，我压根儿想不出一个说得通的理论。我所知道的仅仅是：责难之词在德国人社区里满天飞，人们精神高度紧张。”拉米雷兹喝了一大口啤酒，“我再说一遍，在巴里洛切要自己小心，杜兰先生。”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夜幕降下来，车辆涉水往来的声音从街上飘进来。加百列对于工作中的许多人都不太喜欢，不过阿尔方索·拉米雷兹是个例外。加百列却不得不欺骗了他，对此，加百列心里唯有歉然。
他们谈到了巴里洛切，阿根廷，还有过去的事。拉米雷兹问及埃瑞克·拉德克的罪行，加百列将他所知的一切都告诉了他。这番述说引来了阿根廷人长久的静默，他似乎是感到了切身的痛苦，因为像埃瑞克这样的人有可能曾经在他所爱的国土上找到了庇护所。
他们约好了等加百列从巴里洛切回来后再好好聊聊，接着就在昏暗的楼道里分别了。圣太摩区夜晚的寒气升腾起来，加百列在拥挤的人行道上走了一阵子。随后是一位骑着红色摩托车的女郎在他身边停下，伸手拍着屁股后面的后座，示意他上车。
[1]发生于1976~1983年间，阿根廷右翼军政府国家恐怖主义时期，针对异议人士与游击队所发动的镇压行动。
[2]瓦尔哈拉(Valhalla)：北欧神话中的天堂。
25
布宜诺斯艾利斯-罗马-维也纳
这台精密的电子设备是德国造的。藏在监控目标公寓里的电话和发射机是最高质量的——在冷战高峰时，由西德情报部门设计制造，用于监控东边的敌对一方。设备的操作者是一位出生于阿根廷的本地人，不过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奥地利的因河畔布劳瑙。由于这个地方也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出生地，于是他在同僚们中间也有了某种地位。当那位犹太人在公寓楼前停下脚步的时候，监控员用摄远镜头迅速拍下了照片。片刻后，摩托女孩从马路边开出的时候，他也摄下了她的影像。不过她的脸藏在黑色头盔后面，所以照片的价值也就所剩无几了。他花了点时间，回放了追踪目标公寓内的谈话录音，接着，他满意地拿起了电话，拨通了一个维也纳的号码。他听到一个说德语的声音，带着维也纳口音。在他听来，这声音犹如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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