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皱着眉头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不锈钢表。加百列和那个女孩儿已经失踪八个小时。这件事是沙姆龙挑起来的，可现在是勒夫当权，这种事情只会让他脸上过不去。加百列眼看就要揪出杀害本杰明·斯特恩的凶手了，可勒夫却无动于衷。沙姆龙心想，你还嫩着呢。官员一向谨小慎微，这也是沙姆龙本性中固有的一面。可现在，他内心中谨慎的一面正在和胆大鲁莽的一面发生着激烈冲突。
勒夫曾经朝他大吼：“阿里，我要的是这样的结果吗?欧洲人检举我们，说我们的举止就像纳粹一样。现在呢?你手下的一个杀手又被指控说有杀害教皇的嫌疑!告诉我在哪儿可以找到他。在彻底毁掉你的前程之前，帮我把他找回来。”
也许勒夫是对的，沙姆龙产生了这种连自己都感觉痛苦的想法。以色列的问题已经够多了。那些敌对分子正在把超市变成屠杀场。巴格达的盗贼还想着铸就自己的核武器之剑。也许现在不是和罗马天主教会针锋相对的时候，也不是蹚浑水的时候。这其中有太多的阴险狡诈，有太多的潜在陷阱，到处都藏着暗礁碎石，一不小心就会触礁，然后溺水身亡。
他脑中出现了一幅画面：克拉科夫外一处脏兮兮的村庄，到处乱跑的人群，商店的玻璃被砸得粉碎，房子失火，百姓被打得血肉模糊，妇女遭奸污。“杀害耶稣的凶手!肮脏的犹太人!杀掉犹太人!”这是一个小男孩眼中的村庄，是一个小男孩对波兰的记忆。男孩儿后来被送到巴勒斯坦上加利利的亲戚家，他的父母却留了下来。再后来，男孩儿加入了哈加纳[1]，投身于复兴以色列的战争中。当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正组建情报机构的时候，当初的小男孩儿已经变成了―个青年，他被邀请加入其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一处荒凉的郊区，他发誓要把当初送他父母和其他六百万人到死亡之营的那个人的脖子拧断，他因此而成为一名神话般的人物。
沙姆龙突然发现自己眯缝着眼睛，双手正紧紧地抓着栏杆扶手。他慢慢地放松下来，把手指一个个松开。
艾略特的一句诗从他脑中闪过：“我的开始之日，便是我的结束之时。”
阿道夫，艾希曼……
可是，那个掌控生死的人，那个让火车准时开往死亡之营的凶手，他怎么能在六百万人消亡的时候，还安静地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荒凉的郊外?沙姆龙知道其中的答案，因为每份奥地利纳粹党人的资料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和其他几百名凶手一样，那个人是从“修道院之路”逃走的，所谓的修道院之路就是遍布于德国和意大利热那亚港口的一系列修道院以及教会机构。在热那亚的时候，天主教方济会给他提供了避难所，而教会慈善机构则帮他伪造了一张难民证明。1950年6月14日，他从方济会的那处修道院避难所出来，堂而皇之地乘坐乔凡纳C号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沙姆龙想，他或许想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教会的领导人没有谴责这个杀害六百万人的凶手，而他手下的主教和神父还给历史上最血腥的凶手以慰藉并提供了避难所。沙姆龙一直不能理解这个事实，这是绝对不可饶恕的罪过。
他似乎叉听到勒夫从特拉维夫用安全通信线路打来电话时发出的吼叫声。沙姆龙心想，不。我不能帮助勒夫找到加百列。相反，要帮助加百列弄清楚，在湖边的那家修道院到底发生过什么，还有，是谁杀了本杰明·斯特恩。
他走回屋里，脚步轻快而稳健。吉优拉正躺在床上看电视。沙姆龙整理起手提箱。每隔几秒钟，她的视线会离开电视屏幕，看看他，但并不说话。四十多年了，他们一直是这样。等沙姆龙把手提箱整理好后，他挨着她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
“你会小心的，对吗，阿里?”
“当然，亲爱的。”
“你不会再吸烟了吧，对吗?”
“再也不了!”
“尽早回来。”
沙姆龙上前吻了一下她的额头，说道：“很快。”
沙姆龙发现扫罗王大街很压抑，这里让他感受到屈辱。他得在大厅的安全处签写出入登记，还得在衬衫口袋上贴个标签。他再也不能利用特权乘坐专梯上楼了，现在，这种特权只属于勒夫。他和一群办公室主任以及档案室的普通男女职工一起挤进了普通员工电梯。
他到了四楼。出于个人恩怨，勒夫想整治他一番，所以沙姆龙还要忍受一番羞辱。没有人给他拿咖啡，他只好自己到餐厅自动售卖机旁买了一杯淡咖啡。他沿着走廊，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间简陋的屋子，和储藏室差不多大小。里面有一张松木桌，一把钢制的折叠椅，还有一部散发着消毒剂味的破旧电话。
沙姆龙坐了下来，打开手提箱，拿出一张从伦敦发回的跟踪照片，是莫迪凯在皮特·马龙家外面照的。沙姆龙坐在那儿，看了几分钟，胳膊撑着桌子，手指按在太阳穴上。每隔几秒钟，就会有人从门边探头往里张望，睁大眼睛盯着他，好像在看一头长相古怪的野兽。他心想，是的，没错，老子又在总部大厅坐冷板发了。沙姆龙装作没看见。他的注意力只在那个男人的照片上。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调查部的分机电话。电话是由一个女孩儿接的，听声音像是刚刚高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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