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您所知，路德先生，我们‘十字维拉’的成员一直以来都支持民族主义即纳粹主义，强烈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已经默默并积极地令梵蒂冈的政策整齐划一，目的就是想达到我们共同的目标：消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指示教皇怎样说。我会用强烈的词句给他提一些发自肺腑的建议，希望他能接受。可以告诉您的是：在这个时候，关于这件事，他是不会发表什么看法的。他相信，抗议会削弱德国天主教的势力。再有，他不喜欢犹太人，他觉得，从很多方面来讲，犹太人得到的这种下场是他们自找的。您在巴勒斯坦方面的远见让我茅塞顿开，给了我一个杀手锏。不过，与此同时，我请求您在表面上对他施加压力。教皇需要被逼着‘同意’计划的进行。”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洛伦齐主教。你再次证明了，你是德国人民真正的朋友，是我们消灭犹太人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忠实盟友。”
“路德先生，对于您来说还有一件好事，在梵蒂冈内部，还有一位德国人民的真正朋友，他的地位要比我高出许多。他会听取我的意见。至于我，我很愿意说出这些意见。”
“我觉得，我们应该敬一杯。”
“我也这么认为。瑞嘉娜修女?”
我走进屋子，两腿直发抖。
主教用意大利语吩咐我说：“给我们拿一瓶香槟，不，给我们拿两瓶。今晚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夜晚。”
过了一会儿，我拿来了两瓶香槟。其中一瓶在我打开的时候飞溅出来，酒洒在了地板和我的教服上。那个主教说：“看吧，我就说她是个乡下土包子，在拿来的路上她肯定是摇晃过酒瓶。”
在座的其他人也被逗笑了，我再次假装笑了笑，装作没听懂他们说的话。我给他们倒好酒后，正想转身离开，可洛伦齐主教抓住我的胳膊说：“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喝一杯呢，瑞嘉娜修女?”
“不，我不能喝酒，大人。这样不合适。”
“胡说!”接着，他转过身去用德语问路德先生是否可以让我也跟着喝一杯，毕竟是我为他们辛苦地准备了晚餐。
路德先生大声说：“是啊，是啊。我同意。”
我站在那里，穿着一身脏兮兮的教服，喝下了他们给的香槟。当他们因为今晚会议的成功举行而庆祝的时候，我还是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还和那个名叫路德的杀人犯握了手，还亲吻了他的帮凶洛伦齐主教伸手举起的戒指。就连现在，我还是能尝到嘴唇上苦涩的味道。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一遍又一遍痛苦地回忆着刚刚听到的谈话：直到天亮，我还是无法入睡。那真是一个痛苦之夜。
现在是1947年9月，我把这些都写了下来。明天我就要结婚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要嫁给一个我喜欢，但并不真心爱着的男人。这样做是解决问题唯一的简单方式。要不然，我要怎么和她们解释我离开的原因?谁又会相信我的话?
那晚，我本来不打算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也不让任何人看到我写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代表着屈辱。六百万个冤魂让我的良心难安。我本来是知道这件事的，可我却没有说出来。有时候，我晚上会梦到他们拖着脆弱的身体、穿着破烂不堪的囚衣来找我，问我为什么不为他们说出真相。我没有任何像样的借口。我只是意大利北部一个小小的修女，而对方却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我还能做什么?我们所有人又能做什么?
基娅拉跌跌撞撞地跑去了洗手间。加百列听到她在厕所里呜咽的声音。安东内拉·胡贝尔流着泪静静坐着，用那双空荡荡的眼睛望着法式门外的花园，所有树枝花草还在风中摇曳着。加百列看着她腿上的几页纸，看着瑞嘉娜·卡尔卡西修女那仔细而清晰的笔迹。听到这些事会让人痛苦，不过同时，他也感受到了一种骄傲。眼前这几张泛黄的纸就是一份让人震惊的资料。他之前了解到的一切零碎线索完整地串了起来。女修道院的那位名叫里休的老人不是和他提到过瑞嘉娜修女和路德吗?阿莱西奥·罗西不是也告诉过他，梵蒂冈教廷国务院德国办公室的菲利斯和曼奇尼两名神父神秘失踪的事吗?瑞嘉娜·卡尔卡西修女不是说那两个神父是同塞巴斯蒂安·洛伦齐主教一起去参加会议的吗?还说塞巴斯蒂安·洛伦齐主教是国务院的官员，是“十字维拉”组织的成员，是德国的朋友?
路德先生，对于您来说还有一件好事，在梵蒂冈内部，还有一位德国人民的真正朋友，他的地位要比我高出许多。
为什么当时在位的庇护教皇在面对历史上那次大屠杀的时候，还能依然保持沉默?上面这句话就是一种解释。那么，是马丁·路德劝服了那位梵蒂冈国务院高级官员——同时又是“十字维拉”秘密组织成员，如果教皇指责大屠杀行为的话，犹太人就会在巴勒斯坦重新建立起国家，并掌控基督教神圣的领土吗?如果真是这样，刚好能解释为什么“十字维拉”会如此迫切地想要守住在布冷佐奈举行会议这个秘密，因为在教会发展的同时，这件事会把秘密组织和杀害欧洲六百万犹太人的凶手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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