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快乐村人是一个好战的高原民族，因克服苗人有功，蒙中国皇帝特许，免征赋税，并予自治权。所以快乐村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
我特地将半打练习簿缝在一起，预期一本洋洋大作，然而不久我就对这伟大的题材失去了兴趣。现在我仍旧保存着我所绘的插画多帧，介绍这种理想社会的服务，建筑，室内装修，包括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屋顶花园。公共餐室是荷花池里一座凉亭。我不记得那里有没有电影院与社会主义——虽然缺少这两样文明产物，他们似乎也过得很好。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像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辉煌，壮丽)，“mncholy”(忧郁)，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违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风笛)，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顶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我认真的读了一遍，莞尔一笑，想必是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顽皮而有些倔强的姑娘写的。
我想了想，觉得可笑，也许很久以前，当我再年轻一点的时候，也和她一样，喜欢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喜欢阅读一些乱七八糟的书刊。
幸好所有的一切，三十六岁以前的东西，我都不记得了。我之所以知道我三十六岁了，其实也只是假设而已。我假设自己三十六岁，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
我将报纸又翻回去，这时注意到图片左侧一句有趣的话：从死者身体里取出的子弹，是金黄色的，不是纯金的，据说这是一位老将军的手枪里的子弹。
我是个冷酷的人，或者假装冷酷的人，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何会这样。会不会，那女孩的爷爷年轻的时候也这样，我一不小心穿了他的衣服，还不想脱下，就变得这样子。
我退下枪里的子弹，一边数着，一边漫无边际地在众多思绪纷纭当中希望找到一块平稳的立足之处。
第五章 陪小胖子玩,你不知道是在梦里还是梦外
5
月光透过四周的窗户，也许他年轻的时候真的游遍了整个欧洲，因为从墙壁上的相框壁画便可以看出来。
悬挂的高高低低参差不齐，像是出自某种意识流装饰风格的大师之手，除了几幅珍贵的荷兰印象画之外，几十幅相片当中大多数都是他骑着高大的白马站在水边身穿各**装手持指挥刀的摸样。他胯下紧紧地夹于两腿之间的马，像大象没睡着一般羞红着脸。
一条盘山公路似的楼梯从右侧爬上二楼，微风抚摸着窗外的枫树叶。再过几天，它们就该掉在地上，像最漂亮的地毯一样装点屋外的世界了。
她平平的躺在床上，嘴唇微微合拢，像小鱼一样，似乎什么时候都可能随时张开一丝缝隙，吸点露珠进去。
她是小胖子的母亲。这时才凌晨二点三十分。楼上的石钟默默的伸伸懒腰动了动，又停了下来。
桌上放着她们更年轻的照片，小胖子也还像来到这个世界那时候。在一条小溪旁边，她笑得很开心的样子，在她怀里。
这时，他沉睡在她旁边，像是刚刚睡去一样。你总有一种感觉，他仍然在思索什么重大问题，好像随时都有可能睁开眼睛吓你一跳。就是这样睡着以后，依然保持着饥馑冷静的一副智慧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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