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证据袋里小心翼翼地拿出色带盒和那张皱巴巴的封面插图，把仍用纸托着的色带放在摇摇晃晃的贴面桌上。他屏住呼吸，抽出折刀上附的牙签，小心插进露出来的那截脆弱的色带的两英寸之后。他细致地操作，把色带又拉出来一些。一些反着的文字显露出来，字母前后颠倒。
而且我以为自己了解艾迪这家伙肾上腺素突然高涨，但斯特莱克只是满意地轻轻叹了口气。他用折刀上的改锥插进色带盒顶部的齿轮，灵巧地把色带重新拧紧，整个过程都没有用手触碰到色带盒，然后，他仍戴着乳胶手套，把色带盒重新放进证据袋。他又看了看表。再也等不下去了，他拿起手机，拨了戴夫·普尔沃斯的电话。
“时间不合适吧?”老朋友接听后，他问道。
“没关系，”普尔沃斯说，显得有点好奇，“什么事，迪迪?”
“需要你帮忙，伙计。帮我一个大忙。”
工程师远在一百英里之外，坐在布里斯托尔自家的客厅里，听侦探解释需要做的事情，一直没有打断他。斯特莱克终于说完了，电话那头一片沉默。
“我知道这个请求有点过分，”斯特莱克说，焦虑地听着电话里噼噼啪啪的杂音，“也不知在这样的天气是否可能。”
“当然可能，”普尔沃斯说，“不过，迪迪，我得看看什么时间能做。很快就有两天假……不知道佩妮会不会急着……”
“是啊，我也觉得那可能是个问题，”斯特莱克说，“我知道会有危险。”
“别侮辱我。我干过比这更狗血的事，”普尔沃斯说，“不是，佩妮想让我带她和她母亲去采购圣诞节礼物……别管她了，迪迪，你说这是生死攸关的事?”
“差不多吧，”斯特莱克说，闭上眼睛，咧开嘴笑了，“涉及生命与自由。”
“不去圣诞采购了，小伙子，那是老家伙干的事。包在我身上，我要是发现什么就给你打电话，好吗?”
“注意安全，伙计。”
“滚你的蛋。”
斯特莱克把手机扔在自己坐的沙发上，用双手揉搓着笑意未消的脸。他叫普尔沃斯做的事可能比抓住一条擦身而过的鲨鱼更疯狂、更无意义，但普尔沃斯是个喜欢冒险的人，而现在已经到了采取极端手段的时候。
关灯前，斯特莱克又读了一遍跟范克特的谈话记录，并在“切刀”这个词下面画了道横线，他画得那么重，力透纸背。
第四十五章(1)
你没有注意到蚕的讽刺意义吗?
——约翰·韦伯斯特，《白色的魔鬼》
为了寻找证据，奎因家和塔尔加斯路的那座房子仍在被彻底搜查。利奥诺拉还关在哈洛威监狱。这已经变成了一场等待的博弈。
斯特莱克已习惯于在寒冷中一站几个小时，注视着关了灯的窗户，跟踪面目不清的陌生人;电话无人接，敲门无人应，毫无表情的脸，一无所知的旁观者;令人绝望的故意不配合。在这个案子里，还有一点使他分心，就是不管他做什么，背景里总有个细小的声音发出焦虑的哀鸣。
你必须保持距离，但总有人向你求助，总有一些不公正的事让你感到痛心。利奥诺拉关在牢里，脸色惨白，哀哀哭泣，她的女儿还蒙在鼓里，失去双亲，那么柔弱。罗宾把奥兰多的那幅画钉在桌子上方，因此，侦探和助理忙于其他案子时，一只快乐的红肚皮小鸟便会凝视着他们，提醒他们别忘了一个卷发小姑娘仍在拉德布鲁克林等待妈妈回家。
罗宾至少还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不过她觉得自己让斯特莱克失望了。连着两天，她回到办公室时都一无所获，那个证据袋仍是空的。侦探提醒她必须格外小心，千万不能让人注意或想起她来。斯特莱克不想明说他认为罗宾多么容易辨认，虽然她已经把金红色头发塞在一顶小圆帽子下面。她长得太漂亮了。
“我真的需要这么谨慎吗?”罗宾不折不扣地听从他的吩咐，说道。
“别忘了我们在跟什么人打交道，罗宾，”斯特莱克没好气地说，内心的焦虑仍在哀鸣，“奎因不是自己把肠子掏出来的。”
他的一些忧虑其实很模糊。不用说，他担心凶手会逃跑，还担心他正在编织的脆弱的案情结构中有巨大的漏洞，目前他主要是通过自己的想象构筑整个案情，还需要物证来把推理落到实处，以免警察和辩护律师对它嗤之以鼻。但他同时还有别的担心。
斯特莱克虽然不喜欢安斯蒂斯给他贴上的“神秘鲍勃”这个标签，但他此刻确实预感到危险正在逼近，就像当时确凿无疑地预感到“北欧海盗”即将在周围爆炸一样强烈。人们称之为直觉，斯特莱克知道这其实是捕捉到了微妙的蛛丝马迹，在潜意识里顺点连线。在一团互不相干的证据中清晰地浮现出凶手的画面，那个形象阴森而狰狞恐怖：这起案件涉及痴狂的心态、极端的暴怒，以及一个精于计算、聪慧但深度变态的大脑。
如果他继续坚持调查，不肯放弃，随着他离目标越接近，提问的目的性越明确，凶手就越有可能在他造成的威胁中狗急跳墙。斯特莱克自信有能力识别和击退对方的进攻，但是，一个已表现出痴迷拜占庭式残忍的精神变态狂会采取什么应对措施，仍然令他想起来就心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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