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样调整了自己的日程之后，把圣约翰林的达纽比斯酒店的名字告诉了罗宾，让她想办法打听一下欧文·奎因是否住在那儿。
“那些希尔顿酒店怎么样了?”
奥托琳·莫莱尔(1873—1938)，英国贵族社交界的女主人。她对艺术和知识界的赞助影响深远，在她的沙龙里有作家赫胥黎、萨松、T.S.爱略特、D.H.劳伦斯，以及多位知名艺术家。
“不太乐观，”罗宾说，“只剩下两家了。什么消息也没有。如果他入住了其中一家，肯定是用了假名或做了伪装——要么就是酒店的人都太不注意观察了。按理说他们不会忽略他的，特别是他穿着那样一件斗篷。”
“肯辛顿那家试过了吗?”
“试了。没消息。”
“好吧，我又有了一个线索：一个自己出书的女朋友，名叫凯瑟琳·肯特。我以后会去找她。今天下午我不能接电话了，要跟踪布鲁克赫斯特小姐呢。如果有什么事就给我发短信吧。”
“好的，跟踪愉快。”
然而，这个下午既乏味无趣，又一无所获。斯特莱克在监视一个收入颇丰的主管，她那多疑的老板和情夫认为，她跟一个竞争对手不仅关系暧昧，而且分享商业秘密。布鲁克赫斯特小姐请了一下午假，声称要去脱毛、美甲和美黑肌肤，以取悦自己的恋人，事实证明她说的全是真话。斯特莱克在水疗馆对面的尼罗咖啡馆里坐了差不多四个小时，透过雨水斑斑的窗户盯着水疗馆的大门，招来那些推着婴儿车、想找地方闲聊的女人们的厌憎。最后，布鲁克赫斯特小姐出现了，古铜色的皮肤，估计脖子以下几乎一根毛也没有了，斯特莱克跟了她一小段距离后，看到她上了一辆出租车。虽然是雨天，斯特莱克竟奇迹般地在她消失前叫到了第二辆出租车。他在大雨冲刷的拥挤的街道上静静地跟踪着，直到前面那辆车停在那个患疑心病的老板自己家门口，刚才斯特莱克看到出租车行驶的方向就料到会是这个结果。
可惜他还一路偷拍了那么多照片。他付了出租车费，在脑子里记下结束的时间。
时间刚过四点，太阳正在落山，没完没了的雨更加寒冷刺骨。他走过一家饮食店，里面圣诞节的灯光从窗户照出来，使他的思绪飘向了康沃尔。康沃尔已在短时间内连续三次侵入他的脑海，对他呼唤，对他低语。
他已经多久没有回到那个美丽的海边小镇了?四年?五年?他曾在那里度过童年最平静的一些时光。他在舅妈和舅舅到伦敦来的时候跟他们见面，他们腼腆地说自己是“进城”，总是住在他妹妹露西家里，享受一下大都市的种种。上次，斯特莱克带舅舅去酋长球场看了阿森纳队主场对曼彻斯特城队的比赛。
第九章(2)
口袋里的手机在震动，是罗宾，像平常一样严格遵照他的吩咐，给他发短信而没有打电话。
冈弗里先生要求明天上午十点在他办公室再碰一次面。有新情况相告。罗。
谢谢。斯特莱克回了短信。
除了对妹妹和舅妈，他从来不在短信后面加亲密的话。
在地铁里，他仔细盘算下一步行动。欧文·奎因的下落简直成了他的一块心病;那个作家竟然这么难找，这让他既恼怒，又好奇。他从钱夹里抽出伊丽莎白·塔塞尔给他的那张纸。在凯瑟琳·肯特的名字下面，是富勒姆一座塔楼的地址和一个手机号码。纸张底部写着四个字：独立作者。
斯特莱克对伦敦某些地段的熟悉不亚于出租车司机。他小时候虽未真正深入高档地区，却跟着他那已故的、永远都在流浪的母亲，在伦敦的许多地方住过：通常都是违章建筑或福利住宅，但是偶尔，如果母亲当时的男朋友能付得起钱，也会住住较为宜居的地段。他知道凯瑟琳·肯特的地址在什么地方：由旧会议楼组成的克莱曼·艾德礼府，其中的许多楼房已廉价卖给了私人。丑陋的、方方正正的砖砌塔楼，每层都有阳台，离富勒姆的那些价值几百万的豪宅不过几百米。
家里没有人等他，下午在尼罗咖啡馆坐了那么久，肚子里塞满了咖啡和点心。他没有乘北线地铁，而是坐区域线到了西肯辛顿，在暮色中来到北城路，经过一些咖啡屋，和许多因经济不景气而倒闭的用木板封住的小店。斯特莱克来到他寻找的塔楼时，天已经黑了。
斯塔夫·克里普斯故居是最靠近马路的一座楼，在一个低矮的现代医疗中心后面。那位乐观的建筑设计师可能被社会主义理想冲昏了头脑，给每座楼都留出了小小的阳台区。难道他们幻想快乐的住户会侍弄窗台花箱，或在栏杆上探出身子，愉快地跟邻居打招呼?实际上这些外部空间都被当成了存东西的地方：旧床垫、童车、厨房用具，还有一堆堆的脏衣服全都暴露在外，好像塞满破烂的柜子被横着切开，以便大家都能看见。
一群戴着兜帽的年轻人在大塑料垃圾桶旁边抽烟，他经过时他们揣测地打量着他。他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高大结实。
“大色鬼。”他走出他们视线时，听见其中一个说道。他没有理会那个肯定出了故障的电梯，朝水泥楼梯走去。
凯瑟琳·肯特的公寓在四楼，要绕过楼外一圈暴露在风中的砖砌阳台。斯特莱克注意到，凯瑟琳跟周围的邻居不同，她在窗户上挂了真正的窗帘。他开始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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