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回答。一滴汗珠凝结在古普塔先生的鼻尖，跳动的烛光投出的人影足足有十四英尺高，“你们有没有收到达斯先生的其他手稿?”
“还没有。”古普塔先生说。他的黑眼睛湿漉漉的，眼圈很重。烛泪滴落在绿呢桌面上。“委员会将决定该如何处置这部史诗之作的英语版权。”
“我想见见达斯先生。”我说。桌子周围的人们互相交换着眼色。
“不可能。”开口的是那位女士。她的声音高亢尖细，就像锯子在金属上摩擦。气急败坏的鼻音和她高贵的形象很不相称。
“为什么?”
“多年来M.达斯一直杳无音信，”古普塔温和地回答，“有一段时间，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他已经死了，于是我们深切地哀悼了这位国宝级的诗人。”
“那现在你们又怎么知道他还活着?有人见过他吗?”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烧了一半的蜡烛噼啪作响，尽管屋里一丝风都没有。我觉得越来越热，开始有些不适。有那么一秒钟，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蜡烛很快就会燃尽，我们将坐在潮湿的黑暗中继续交谈，就像一群没有身体的鬼魂，在一座死去的城市的倾颓的建筑物里徘徊不去。
“我们有他写的信。”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说。他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封信，挺括的信封发出窸窣的声响。“毫无疑问，我们的朋友还活着，他就活在我们中间。”查特吉润湿手指，弹了弹叠得整整齐齐的薄信纸。昏暗的光线下，手写的印度语看起来宛如符咒。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查特吉先生大声读了几段。信中问到了一些亲戚的近况，提起了几位共同的朋友，还回忆了一场二十年前的讨论细节。写信者问古普塔先生，多年前是否为达斯的一首短诗预付过稿费，但后来一直没有出版。
“好吧，”我说，“但我得亲自见见达斯先生，这对我的文章来说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我才能……”
“请稍等。”查特吉先生举手打断了我。我看不见他的眼睛，镜片上只有反射的火焰在跳动。“这或许可以解释您为什么不可能见到他。”他折起一页纸，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宣读。
……所以你看，我的朋友，世事变幻，但故人仍在。我还记得1969年7月的那天，正值湿婆节期间。《时代》周刊报道了那位在月球上留下足迹的男人，我从父亲居住的村庄返回城市：在那座偏远的村庄里，人类跟着劳作的耕牛在土壤中留下足迹，和五千年前的祖先一模一样。火车经过一座座村庄，神灵的塑像坐在车上，农民拖着沉重的神车在泥土中跋涉。
返回我们热爱的城市，这趟旅程嘈杂而拥挤。一路上，我为自己空虚琐碎的生活深感沮丧。我的父亲度过了漫长而有意义的一生。在他的村子里，从婆罗门到哈里贞，每个人都希望参加他的火化仪式。我在田野中漫步，早在我出生之前很久很久，我的父亲就在这里灌溉、耕耘，从变化无常的自然手中夺回自己应得的果实。他的葬礼结束后，我告别兄弟们，独自去观摩一棵巨大的菩提树，那是父亲在少年时亲手栽下的。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看见父亲辛苦劳作留下的痕迹。那片土地似乎在缅怀他的离去。
然后，我问自己，你又做了什么呢?再过几周，我就要五十四岁了，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写过一些诗，获得过一些同行的欣赏，也激怒过一些批评者。我织了一张幻梦之网，自居为伟大的泰戈尔的继承者。然后，这张谎言编织的网让我深陷其中。
到达豪拉车站的时候，我已经看清了自己的人生和诗作是多么肤浅。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这座可爱的城市里工作、生活，它是孟加拉的心脏和血石，但我从来不曾触摸这座城市再造的精华，也不曾用我微不足道的作品描摹过它。我曾竭力描绘孟加拉最浅薄的外表、最陌生的闯入者和最不诚实的面孔，希望借此揭示它的灵魂。这就像试图描写一位美丽而复杂的女士，却只会罗列她借来的衣裳。
甘地曾经说过：“若不曾死过一次，就不算活过一生。”在豪拉车站离开头等车厢时，我已经明白，甘地的话的确是至高的真理。要找到真正的生活——为了我的灵魂、我的艺术——那我就必须放下旧日的种种外物。
我把两个行李箱随手送给了第一个凑上来的乞丐。现在想起他惊讶的表情，我仍忍不住莞尔。他会怎么处理我的精纺亚麻衬衫、我在巴黎买的领带，还有我的众多藏书，我完全无从知晓。
我穿过豪拉大桥，走进这座城市，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旧日的我已经死去，我将永远离开曾经的家，抛弃老习惯，告别我爱的人们。我要让全新的自己重新走进加尔各答，就像三十三年前，那个充满希望、有些口吃的小村少年第一次走进这座城市一样——只有这样，我才能让自己的眼睛恢复清澈，为最终的作品做好准备。
现在，你看到的正是这部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的作品，这也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尝试讲述这座母亲城市的故事。从多年前的那天起，新生的我走遍了这座挚爱城市的许多角落，过去的我甚至不曾听说过这些地方——而我竟愚蠢地觉得自己对这座城市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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