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其他方面，凯伦的所作所为跟我或者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一样。摆在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一个是未知的，而另一个是可以预见的灾难。她根本就无法反抗。提出那种威胁的人，要求得到的是绝对服从。
但视频中的两个男人还有一点令我非常震惊。他们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无动于衷。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从那辆小面包车上带走的是什么。是一堆砖头，还是偷来的电脑，抑或两个孩子?那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是专业的。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份工作，仅此而已。
由此便引出了三周来一直困扰我的那个问题：幕后的指使是谁?
不知为何，我觉得不会是贾斯蒂娜。没错，她的确帮助对方接近了我们。说不定她在土耳其的时候，就认识那兄弟俩了。可是，上头管事儿的肯定另有其人。她的父母?我从没见过他们。据说她父亲是一名大学教授。或者说这只是掩人耳目的谎言?其实他们跟某个犯罪集团有关?
突然，我记起了出事第一天晚上我听到的那个声音，说话的人告诉我他绑架了我的孩子，叫我按他的指示行事。尽管那个声音经过了机器的过滤和处理，但听起来绝对不是土耳其口音，而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口音。
正是此人指挥着亚力克西、鲍里斯、贾斯蒂娜等其余的人。而我们却依然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想通过这个案子得到什么。
下午1: 08，我开车来到法院后面，将车停在了自己的停车位上。本·加德纳没有在员工通道执勤，于是我便朝另一位警务人员点了点头，飞快地冲过了金属检测门。我匆匆地上了空荡荡的电梯，来到了空荡荡的四楼走廊。显然，对这起案件的结果尚存关心的众人已经在两间法庭内坐好，就等我露面了。
我赶紧跑进内庭，来到接待区，史密斯夫人抬起头来看着我。
“您好，法官阁下。”她说。
“你好，史密斯夫人。”说着，我脚步不停地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但是她却拦住了我：“法官阁下，很抱歉打扰您，但是有人给您送来了一个东西，看起来似乎很重要。”
她站起来，递给我一个马尼拉纸质信封。我眯着眼睛定定地看了一会儿，才看清上面印着熟悉的黑体字：
斯科特·桑普森法官亲启紧急机密。
“谢谢你。”我故作镇定地说。
信封口没有密封，而是用一个黄铜扣扣了起来。我打开黄铜扣，从里面取出了一小沓文件。
文件上附着一张便利贴，写着：
务必在下周一一早将这份文件送交职员办公室。只 要我们看到这份文件归档，你的女儿就会平安无事地被释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会再次联系你，进行详细说明。
我取下便利贴，开始翻看下面的文件。这是一份判决书，已经全部替我写好了。我浏览了一遍，发现这份判决书写得非常完美，执笔者显然受过专业的法律训练并且熟悉本案的所有资料。其中包括了合理的案件事实认定，还有对阿波提根制药公司有利的判决词。
原来如此，从头到尾就是为了让阿波提根制药公司胜诉。但这说不通啊!如果巴纳比·罗伯茨或者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某个人一直在控制着局面，那为什么还让我批准初步禁令?为什么不干脆让阿波提根的律师团递交一份撤案动议[1]，然后命令我批准呢?他们完全可以在几天之内就结束这场噩梦，替自家的股东节省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也免得首席执行官白费这一个月的口舌。
我翻到了文件的最后一页，唯一缺的就是我的签名。
“这东西是什么时候送来的?”我问。
“有人在午休时间将它从门缝底下塞进来了。”史密斯夫人说。
“哦?”
我不禁微微一笑。一个月以来，这恐怕是我头一回真心地笑了。眼下居然出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突破口。我觉得自己就好像在参加一场马拉松，前二十五英里一直都追着同一个对手跑，总是比他慢一步。等到还剩下最后一英里时，一直跑在我前头的那个人突然被鞋带绊倒了，当场摔了个狗啃泥。
这群绑匪终于犯下了第一个错误。
内庭门外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两盏假的照明灯，距离内庭大门只有几码的距离，一边一个，灯具上各藏着一个监控摄像头。要是在以前，我说不定还会怀疑，就这么两个塑料灯泡，能起到什么伪装作用。
不过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它们的伪装非常有效。因为把信封塞进门缝的人，要么没有看到它们，要么根本没想到它们上面还藏着摄像头。
镜头捕捉到的一切画面都传输到了专职文员办公桌上的电脑中。监控录像会在硬盘上保留一段时间之后再自动清除，大概有一周，或者是一个月?反正肯定比一小时要长。
我只要让杰里米帮我运行那个监控软件，就能看到是谁来送的信了。在我手下的职员中，只有他接受过那个软件的使用培训。就算我自己能摸索着用，可我没有密码，密码只有他知道。也就是说，我需要他的帮助。然而，在过去的两周中，他对我的态度基本是介于冷淡和不满之间的。我并不怪他，但事实如此。
一名法庭警务人员已经来到了接待区，以为我要换上法官袍去复庭了。可是我说：“不好意思，能再等我五分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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