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当然完全违背了我对法官一职的全部信念和看法。不过，假如这样能救我的孩子，我会毫不犹豫地照做不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到了10 :55，还是没有发来任何指示。我该出庭了。我把手机放进口袋里，然后穿上法官袍，走进法官办公室里的专用洗手间，迅速地照了照镜子。每次出庭之前，我都会这么做。
正在这时——确切地说，是当我盯着镜子里自己的眼袋时——我感到大腿上传来的振动。
我马上掏出手机，发现收到了一条短信，发信号码是900，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号码。肯定是绑匪发来的。我一边急促地喘息着，一边点开了短信。
我来来回回地读了三遍，确保自己没有看错：
让斯卡夫朗烂在监狱里。给他判两个无期徒刑。让他分开服刑[2]，不要合并服刑[3]。
这是什么情况?不是把斯卡夫朗放出来，而是让他在监狱里待到死?这么做，谁能从中获利?
显然，不管是谁，这个人肯定是恨斯卡夫朗恨到骨子里了。我正猜测着种种可能性时，又一条短信发来了：
为表示你收到了短信并决定服从指示，请在出庭前把头发往另一个方向梳。
我突然觉得如堕冰窟、浑身发凉。这条看似荒诞的命令暗示着：他们在监视我，而且负责监视我的人离我很近，近到可以察觉我的头发是不是往反方向梳。
接着，第三条短信来了：
带上手机，随时查收最新指示。
我等了一下，好像没有新的短信了。于是我回复了一条：我一定会照做的。但为什么?为什么是两个无期徒刑?几秒钟后，我的手机又振动了。结果却是通信公司提示我，我发送短信的号码是座机号，如有需要，可花费三十九美分[4]将短信内容转化成语音信息发送。
我把手机放回了口袋。现在已经没时间去思考这一连串意外的指示了。我手下的法院职员都在等我出庭，更不用说法庭里还有前来旁听的人。而且，我还得把头发往反方向梳。自记事以来，我就一直把头发向左分。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是不是想用这个办法来让我感到不安?假如这就是他们想达到的目的，那么他们成功了。
我用水弄湿头发，向右使劲儿梳了好几十下。
然后，我看向镜子。
这是我，但又不是我。我看上去就像自己的分身。
“天哪!”我自言自语地叹息道。
我摇了摇湿漉漉的脑袋，离开洗手间，大步朝内庭接待区走去。职员们正在那儿等我。
“都准备好了吗?”我故作镇定地说。
“珍·安已经打过电话了。”琼·史密斯肯定道。
珍·安·斯坦福是代理文员，她以前曾赢得过选美大赛的冠军。有时候，她的表现会让人觉得，开庭就是她日程表上的一次选美表演，而她的工作就是确保一切准备就绪，然后便打电话通知我们，演出可以开始了。
杰里米·弗里兰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我们在一起工作已经很久了，他显然察觉到我的外表有些异常，虽然他一时还说不上来究竟问题出在何处。
“法官阁下，您还好吗?”他问。
“我很好。”我坚称道。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我的头上：“您的……”
他还没说出“头发”这个词，就赶紧打住了。他知道，身为一个专职文员，他不该对法官的发型指手画脚。
“我很好。”我又说了一遍，这一遍语气更加坚定了。
“真的吗?其实我们可以……”
“开始吧。”我说。
法院的警务人员护送我沿着过道走向法庭。他为我打开门，我手下的一名法庭职员高声喊出那句历史悠久的开场白：“全体起立!肃静——肃静——”
走进门后，眼前的场景跟往常并无二致。
法院大楼的一楼十分宽敞，天花板高高耸起，一派气势恢宏的样子。相比之下，我的法庭就显得狭小许多了。法庭中只有六排旁听席，零零散散地坐着一些人。有一排坐满了非洲裔，他们很可能是雷肖恩·斯卡夫朗的朋友和家人。过道的另一边坐着一对白人中年夫妇，他们的衣着光鲜得体，但脸上的表情却疲惫不堪。
旁听席前面是律师席：我的左边是公诉人，右边是被告辩护律师。
辩护律师的右侧坐着雷肖恩·斯卡夫朗。他是一个身材矮小、体形肥胖的黑人，长着圆圆的脑袋和一张没有特点的大众脸。他身穿一套橘黄色的连衣裤，这是西泰德沃特[5]地区监狱的标志性囚服。他的小臂和脖子上都刺有文身。
看起来，他跟我以前见过的许多被告人十分相似：遭到正义的打击，丧失傲慢的心气儿，已经决定认命了。
在斯卡夫朗身边，站着两个身穿美国法警署制服的人，斯卡夫朗就是由他们押送进法庭的。我的面前是珍·安和庭审记录员，先前高喊“肃静”的法庭职员则站在我的右侧。
法庭上的人就是这些了。他们当中，是否有人一直在监视我，并且通过某种方式向策划绑架的头目报告情况?也许是我手下的一个职员?或者是一个陌生人，正悄悄地透过法庭后门的小玻璃窗盯着我?又或者他们以某种手段透过四楼的窗户看着法庭上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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