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方这一侧只有罗兰德·希曼斯和他的两个助理律师，还有丹尼·帕尔格拉夫。原本，我以为相形之下他们会显得很可怜，不过希曼斯的存在感太强了。他摆开架子，一个人就占了三把椅子的空间。《纽约时报》把这起案子的双方比喻成了大卫与歌利亚，这么说固然有道理，可就算希曼斯真的是大卫，那也是个威风凛凛的大卫。
等到我进入了大家的视线，所有的谈话都停止了。在场的众人都站起身来，兴高采烈地迎接我。作为一个法官，不管什么时候都有人巴结奉承，这是没法避免的。
见面介绍的环节充满了刻意的逢迎和虚伪的笑声。希曼斯一直使劲儿驼着背，利用手臂长的优势，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跟我握手，生怕自己的影子会笼罩在我身上。他很清楚，自己的块头和肤色会给人带来怎样的印象，他可不想吓坏了眼前这个小个子的白人法官。
被告方打头阵的正是克拉伦斯·沃思，他也是“莱斯利、詹宁斯与罗利”事务所的首席律师。他是一个身材瘦削的白人男子，身高有六英尺多，穿着颇为考究，显得很有涵养。
接着走上前跟我握手的是阿波提根的法律顾问弗农·威拉兹，然后又是一大群我记不住名字的人，反正里面没有保罗·德雷瑟就是了。我发现在场的有些人根本就没必要来参加这次审前会议，他们大老远地从纽约、华盛顿等地赶到诺福克，其实就是为了跟我握手的这三秒钟而已。
这种做法很愚蠢，但在他们看来，这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再说了，反正埋单的是阿波提根制药公司。我沿着桌子绕了一圈，最后来到一位仪表堂堂、头发雪白的绅士面前，我见过他的照片。
“很荣幸见到您，法官大人。我是巴纳比·罗伯茨。”阿波提根的首席执行官用一种十分圆滑的“牛津加剑桥”的口音说道，他将“巴”这个字发得非常饱满、厚实。
这下我充分明白了这桩案子对于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意义。他们的首席执行官居然抛下了一切事务，专门跑来参加这个本该是例行公事的日程安排会议。整间会议室里，唯一一个不愿曲意逢迎的人就是帕尔格拉夫。在跟我握手的时候，他依然昂首挺胸，摆明了他认为我跟他不是一个智力级别的人。毕竟，你十三岁的时候申请到属于自己的专利了吗?二十一岁就获得博士学位了吗?都没有。只要大天才丹尼·帕尔格拉夫在场，我们这些人就是挤破了头也只能争当屋里第二聪明的人罢了。
“请坐，诸位，请坐。”我说。于是有座位的人就都坐下了，而我则依然站着，“我相信，今天上午弗里兰先生对各位应该招待得还可以吧?”
杰里米笑了，各位律师也都微微一笑。
“很好。那么关于庭外和解谈得怎么样了?有什么进展吗?”我问道。作为一个法官，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这么说。
大块头希曼斯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说：“法官大人，我已经给被告方很多机会了，但他们根本就不领情。”
“法官大人，”沃思气恼地说，“原告方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选择，要么把专利期限内普瑞瓦利亚获利的百分之五十五分给他们，要么一次性支付给他们五百亿美元。面对如此无理的要求，我们怎么能达成和解!”
“无理?”希曼斯大声道，“你们想用我方委托人的专利，居然还——”
“谢谢你，希曼斯先生。”我一张口，希曼斯便立刻住嘴了，“听起来庭外和解是不大可能了。那证据开示讨论得怎么样?”
于是，双方便展开了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的唇枪舌战，我在旁边装出一副认真倾听的样子。总结起来，就是沃思认为十七个科学家太多了，在他看来有十个科学家出庭做证就足够了。而且，他还拒绝上交希曼斯要求的许多文件和电子邮件，他说其中包含了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大量内部情报，因而不能妥协。我耐心地等着他们把主要的观点都说完，然后便问他们建议如何安排审前日程，结果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口水大战。
“好了，好了，”我故意做出不耐烦的样子，其实我也确实有点儿不耐烦了，“看来，你们双方在这场会议上是达不成什么共识了。”
我假装无奈地看着他们，仿佛这一屋子都是调皮捣蛋的淘气鬼。“女士们、先生们，我充分理解这桩案子的重要性及风险性，”我说，“我完全可以把这些争论都推给手下的职员来处理，但我决定为大家节省宝贵的时间和成本，直接告知诸位我打算怎么办。”
此言一出，许多人都坐直身体，竖起了耳朵，等我往下说。
“首先，在证据开示的问题上，我同意沃思先生的看法，十七个证人太多了。我建议削减到十个。希曼斯先生，你可以选出十个你觉得最重要的证人出庭。”
沃思的脸上闪过了胜利的喜悦，但很快就因为我接下来的话一扫而空了。
“不过，我认为希曼斯先生有关文件和电子邮件的要求都非常合情合理。我们会将所有资料妥善保管、绝不外泄，这样阿波提根制药公司也就不必担心竞争对手会窃取情报了。我相信希曼斯先生行事会非常小心谨慎的，而且我们也会让帕尔格拉夫先生签署一份严格的保密协议。这样就比较公平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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