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夫人已经在办公桌前坐着了，跟平时一样，打扮得十分拘谨。我想起了赫伯·思里夫特和他的长焦镜头，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捕捉到罗兰·希曼斯与史密斯夫人私会的证据了。
“早上好，史密斯夫人。”我说。
“早上好，法官阁下。您今天觉得身体怎么样?”
她能看出来我昨晚没睡好?有这么明显吗?接着，我才突然记起，头天下午为了赶回家，我特地打电话到办公室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好多了，谢谢挂念。”我说，但我知道自己的脸色看起来应该不太好，“昨天这里一切还顺利吧?”
“嗯，已经基本回到正轨了，只有几家媒体还打了电话来。”
“看来他们终于明白了无可奉告就是无可奉告。”
“不过，今早有一通电话是找您的，”她说，“就是那个总打电话来的人，‘理性投机’的史蒂夫·波利蒂。”
“一样，还是无可奉告。”
“我对他说了无可奉告，我只是觉得应该让您知道他打过电话。”
“谢谢。”我说。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让我瞬间警醒起来。
“帕尔格拉夫案有一份新文件入档。”
“噢。”我说，其实我很想问，这回又怎么了?
“我已经把文件打出来了，”她说，“放在您的桌子上了。”
“谢谢。”我又说了一遍。
我慢悠悠地走向自己的办公室，等门在身后关上以后，我便立刻快步横穿房间，径直走向办公桌，那份文件就放在桌面的正中央。这是一份由罗兰德·希曼斯代表丹尼·帕尔格拉夫提交的文件，当我看清文件标题时，差点儿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只见标题上写着：“撤换动议[1]”。
罗兰德·希曼斯想让我对这个案子放手。
这份动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认为我与本案有利益冲突，因为阿波提根制药公司是布雷克·富兰克林议员的主要经济赞助方。而富兰克林不只是我的“前雇主和亲密好友”(他本人曾公开亲口承认)，而且还是“桑普森家孩子的教父”。
罗兰德·希曼斯怎么会知道这些?这已经不是普通人会知晓的信息了，自从“那起事件”发生之后，新闻媒体再也没做过相关报道了。就连我的法官任命听证会[2]上都没有提到这些，要知道，那种听证会可是能掘地三尺把各种相关情报都挖出来的。
我继续往下看。据希曼斯所言，阿波提根制药公司已累计贡献了“超过210万美元帮助布雷克·富兰克林竞选，其中既有直接赞助竞选委员会以帮助布雷克·富兰克林进行连届选举的资金，也有通过名为‘美国健康前瞻’的政治活动委员会间接赞助的资金，该委员会的管理者正是阿波提根制药公司首席执行官巴纳比·罗伯茨”。而且，巴纳比·罗伯茨也“以个人名义提供了超过15万美元的资金帮助布雷克·富兰克林开展竞选运动，这个金额是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最高赞助金额”。
将这份文件中申诉的内容说得直白一些，那就是：阿波提根花天价收买了布雷克·富兰克林，就相当于我也受了他们的恩惠。
随文件提交的证据之一是一份扫描的剪报，内容是我们两个在募捐派对上被抓拍的那张交际感十足的照片，镜头中的我手里还拿着一个滑稽的香槟高脚杯。他的胳膊搂着我的肩膀，我看起来完全就像是在他身边溜须拍马的奉承者。但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另一样证据。那是一张布雷克和巴纳比·罗伯茨一同进餐的照片。更奇怪的是，从美联社[3]在电讯中为这张照片配的文字说明来看，这是三周前的周五拍摄的。
那个时候，帕尔格拉夫案的诉状已经提交，这个案子也分派到我的法庭了。虽然我还不知情，但杰里米·弗里兰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那么，罗伯茨肯定也得到了消息，只是不知他当时是否了解我跟布雷克的关系。
他们两个吃饭时，讨论了这个案子吗?布雷克有没有答应要明里或暗里替阿波提根来游说我?金钱对于政治的影响，恐怕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深知两百多万美元的巨款可是能在政界发挥巨大作用的。
他们一起吃了顿饭，一周半后，我的孩子就被绑架了。
我无法把布雷克想象成绑架犯。他爱我的孩子们，而且他还是爱玛的教父。他绝对不会故意伤害她的。
可是，他会不会告诉巴纳比·罗伯茨一些跟我和我的家人有关的事情?比如我们住在哪里，孩子们在哪儿上学，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等。我的人生导师究竟有没有出卖我?
这是让我紧张不安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我渐渐意识到，罗兰德·希曼斯跟爱玛的事毫无关系。他不会要求撤换一个尽在他掌握之中的法官。同样地，帕尔格拉夫也不会是嫌疑人。希曼斯必须要征得委托人的许可才能递交撤换动议文件。
因此，如果不是希曼斯或者帕尔格拉夫，那么就肯定是阿波提根制药公司的某个人了。也许是巴纳比·罗伯茨，也许是保罗·德雷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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