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环中网银行总行和木球场西附近交通挤塞，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差不多雨点半才到达租庇利街。我猜，因为警方在中央裁判司署和美利楼附近戒备封路，经中环的汽车都要改道，导致大塞车。虽然阿七在车上一脸平静，但从他不断敲著方向盘的手指，我知道他其实很心急——毕竟犯人这刻可能已离开茶楼，将炸弹放置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场所。
阿七将车停好，便跟我匆匆横过马路，前往第一茶楼。茶楼二、三楼外墙有一个两层楼高、巨型的绿色招牌，顶部有一个竖拇指的图案，下面写着“第一大茶楼”，要不是旁边“中原电器行”的招牌比它更大，这个位于街角的牌子一定能抓住每个路人的目光。
茶楼一楼是卖外带糕饼的柜台，我们便沿楼梯走上二楼。
“先生几位?”一名提着茶壶、约有四、五十岁的企堂ⓧ向我们问道。
“我们找人。”阿七说。那企堂听罢便没理会我们，继续招呼其他客人。
虽然已是下午两点半，茶楼内的茶客仍很多，喧嚣的食客几乎坐满每一张桌子。点心女郎捧著附肩带的金属盘子，盛着一个个堆叠如小山、热气腾腾的蒸笼，在桌子之间游走叫卖，茶客们纷纷向她们招手。
“杜自强他们可能仍未离开。”因为环境嘈杂，阿七在我耳边嚷道：“他们如果准备动手‘干大事’，要冒被捕的风险，姓邹的可能会请他们好好吃一顿。你找这一层，我找三楼，如果你发现他们，便到三楼通知我。我改变了装束，杜自强应该不会认出我，万一他发现你，你便说约了朋友饮茶，找借口离开。”
我点点头。我走在桌子之间狭窄的通路上，不断张望，找寻杜自强或苏松的脸孔。我走了一圈也没有发现。
我仔细打量每一桌的食客，留意没有同伴的男人—也许，杜自强和苏松不在，邹师傅独自一人正在等待他们。即使机会很渺茫，我觉得仍有一丝可能，大部分茶客都结伴成行，我经过他们的桌子时有聆听他们的声音，没有一个像那个姓邹的。
ⓧ大众甲虫车：即德国生产的大众金龟车(Vokswagen Beetle/okswagn
Type l )。
ⓧ擒架：即英国汽车生产商撞豹(Jaguar )，犊架为粤语音译。
ⓧ即今天香港中环遮打花园。一九七五年之前，原址岛香港木球会的草地球场。
ⓧ企堂：即茶楼侍应。
独自一人的男人不多，只有四个，当我正在想方法搭讪，听听他们的声调时，其中一个呼喊一名企堂，叫对方替他冲茶，说著一口潮州口音的广东话，声音跟我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余下只有三人。
我分别向那三个男人搭话，一个我假装成认错人，一个我问对方有没有看到我之前还失的物件，最后一个，因为他左手戴着手表，我便借故询问时间。他们三个人的声线语气都跟我前天听过的不同，看来我的猜想没有成真，现在只能期待阿七在三楼有收获。
我刚要走上三楼，却看到阿七步下楼梯，他对我摇摇头。
“喂，你们还未找到朋友吗?”刚才那个企堂以不友善的语气问道，他大概看到我俩站在梯间，怀疑我们没钱饮茶，只是瞎撞充阔的地痞流氓。
“员警。”阿七淡然地从口袋中掏出警员证。
“啊、啊!原来是长官!多多冒犯，是两位吗?请到三楼雅座……”企堂看到警员证，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腰也弯了起来。
“我问你，你刚才有没有见过这男人?”阿七向对方出示杜自强的照片。
“唔……没有，长官要找这个人?我可以替你问问其他伙计……”
“不用，我们自己会问。你别妨碍我们就好。”
“是、是!”
就像太监遇上皇帝老子，那企堂恭敬地走开，员警的身分真是方便，即使只是普通的巡警，对一般人来说已是不敢得罪的大人物。或许这种不平等的待遇，正是火上加油，激发起左派分子辱骂警员做黄皮狗，反抗政府的理由之一?我实在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如果阿七不是员警，那企堂一定会把我们撵走。
“员警，你今天早上十一点后，有没有见过这男人?”阿七将警员证跟杜自强的照片抓在手里，向侍应和点心女郎一一询问，回答都是“没看过”，“没留意”和“我不知道”。我们到三楼重复这做法，但结果也是一样。
“长官，客人像走马灯般转来转去，眼花撩乱，我们怎会记得他们的长相呢?如果是熟客我们当然能够一眼认出，可是这男人我完全没印象，对这种生客我们爱莫能助啊。”一位年长的点心女郎—或者我该称她为点心大婶——对阿七说。
“我们会不会误解了地图上的文字?”我们无奈地回到二楼，我问道，阿七正要开口，那个一脸阿谀奉承的企堂主动走过来，说：“两位长官，没找到人吗?”他把我当成员警了。
“没有。”阿七答道。
“你们有没有问过楼下卖糕饼的好姐?她在门口工作，或者会见过你们想找的人。”企堂以讨好的语气说。
阿七想了想，说：“你可以带我们问问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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