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自强……想告诉我这件事?为什么是我?他可以直接跟杂差房的伙计说啊?”阿七神色紧张地嚷道，他的表情跟他身上的制服毫不搭调。
“在杂差房被殴打、被拷问是常识，你认为告诉那些家伙，他们会相信吗?杜自强就是知道你为人正直，在街坊之间有口碑，才指名找你。可是你因为上级的几句话，便放弃了。当时你也犹豫过吧?因为你知道，杜自强跟苏松不一样，他不是狂热者，只是个不幸的人。可是你无视自己信任的事实，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和在警署的人际关系，听从那你不认同的命令。”
“我……我……”阿七无法反驳。
“你为了什么’警队的价值‘’连命也可以不要，去拆一号车的炸弹。可是，昨天有两个无辜的小孩，却因为你失去宝贵的性命。你要保护的，到底是员警的招牌?还是市民的安全?你效忠的是港英政权，还是香港市民?”我以平淡的语气问道，“你，到底为什么要当员警?”
阿七默然无语。他放下只喝了两口的汽水，缓步离去。
看到他失落的背影，我觉得自己说得有点过分，毕竟我也没有资格说这些正气凛然的话。我想，翌日见面时，请他喝可乐当赔罪吧。
可是翌日阿七没有现身，再之后几天也没有。
因为何先生在警署有些人脉，于是我问何先生知不知道为什么连续几天没见到阿七。
“四四四七?谁啊?我不记得他们的号码啦。”何先生说。
“那个啊……”我努力回忆上星期瞄过、阿七警员证上的名字，“好像叫什么关振铎还是关振铎的。”
“啊，阿铎嘛。”何先生说：“听说他之前立了大功，给调到不知道是中环还是九龙尖沙咀了。”
原来是升职了。这样便算吧，我可以省下一瓶可乐的钱。
虽然我大言炎炎，训斥了阿七，但其实我跟他不过是一丘之貉。
我才不是为了什么正义而检举杜自强他们。
我只是担心自己和大哥的处境。
在这个时势，有理往往说不清。跟杜自强和苏松这些左派分子同住一室，已令我有点焦虑，不知道会不会被牵连，当我意外听到他们的炸弹阴谋时更教我坐立不安。如果是普通的示威或集会，只要认罪，法庭多数会轻判，但扯上“凤梨”便不可同日而语，我和大哥有可能被冤枉成杜自强的同党。
要自保，便要先发制人，解决邹师傅一伙。
本来，我只打算替阿七找到证据便功成身退，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有阿七证明我是举报者，苏松如何说、杂差房的探员如何想多抓几个人邀功，我和大哥都能够幸免于难，我亦不用担心被左派知道我是告密者，警方不会泄漏我的身分和案情，他们恨不得社会上多几个我这种人。
只是我耳根软，被阿七说了两句，便傻乎乎地坐上他的车，跟他港九四处跑。看来我是个容易被人利用的笨蛋吧。
两天后，大哥回家时兴高采烈，说有事要跟我商量。
“我之前的生意谈成了，佣金有三千元。”他兴奋地说。
“天啊，这样多!”我没想到大哥这回的生意做得这么大。
“不，金额只是次要，最重要的是我跟一位老板打好关系。他打算扩展业务，开新公司，正在招聘人手。我做成这生意，等于面试成功，虽然只是个普通文员，但说不定他日可以当主任或经理哩!”
“恭喜你啊，大哥!”我本来想说我也“面试成功”，不过那职位是大哥嫌弃的员警，而且我暂时也无意加入。
“不用恭喜我啊，你也有份。”
“我有份?”
“我说我有一个好兄弟，一样能干，保证办事效率高，所以只要你愿意的话，咱们两兄弟可以在同一间公司上班。”
跟大哥一同工作?好啊，比起当那劳什子员警好得多了。
“好啊，是哪一家公司?”
“你听过‘丰海塑胶厂’吗?那老板姓俞的，他准备插手物业和地产市场。即使我们只是入职当见习文员，晋升机会也应该不错!阿棠，虽然你姓王，我姓阮，但这些年来我都当你亲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回我们便一起加油，以这份工作为起点，干一番事业……”
作者后记
我本来没打算为这部作品写后记或自序的，因为我想，作品被作者“生”出来后，文本有其生命，读者从它身上看到什么、领略到什么，是读者的自由，是独一无二的个人经历。与其由作者说一堆有的没的，不如让读者自行体会。不过，我将作品交给出版社时附上了作品的简介和创作缘由，洋洋洒洒地写了数千字，编辑后来便对我说：“写一篇后记吧!读者会有兴趣的!”
那我从头说起吧。
二○一一年秋天，我幸运地获得岛田庄司推理小说奖后，便开始构思下一部作品的题材。当时没有什么想法，而台湾推理作家协会正举办内部短篇小说交流比赛，题目是“安乐椅侦探”，即是侦探角色只凭复述的证言，毋须亲自到现场也能推理出真相的模式的故事。我想二位只能说“是”和“非”的安乐椅侦探”应该是个有趣的极端，于是写了(黑与白之间的真实)的初稿。微妙的是我在字数控制上失败了，恰好超过了规定上限，结果改变主意，打算将这篇短篇留下写成连作，再写了另一部科幻推理短篇参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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