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生说：“脑肿瘤、严重冠心病、阻塞性肺气肿、帕金森氏症、糖尿病，应有尽有……”
“还有高度的精神分裂。”
“没错，在你面前，我班门不敢弄斧，差点儿忘了这条。如此多的严重疾病，保外就医是最基本的人权和人道……”
“即便他是强奸犯，而且杀人未遂!”那兰盯着老人露在被单外、比筷子粗不了多少的前臂，呼吸竟开始有些急促，“法律上对重刑犯的保外就医好像严格很多。”
巴渝生木然点头：“但他的病情太重，监狱系统的医院无能为力，他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还是得到法院批准，对他适当监控。从他的健康状况看，造成更大危害的可能并不大，接触过的医生都认为，他的存活日屈指可数。”
“他病成这样，却有闲心要找我聊天?”那兰说话很少带这样的嘲讽，尤其在巴渝生面前。但今天，不知是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古怪磁场，她的自控力正经受着巨大的挑战。或许，病床上的保释犯就是异常的根源。
“非你不可。”
“而且，和‘血巾断指案’有关?”那兰突然觉得，说出“血巾断指案”这听上去很狗血可笑的五个字，也需要相当坚强。
巴渝生迟疑地点头：“至少……他这样宣称。”
注：
①详情请见《锁命湖》。
②详情请见《失魂雪》。
3.血巾断指案
病床上的老者，一个精神高度分裂的强奸犯，点名要见那兰，说是要揭示一个势必震惊全江京、甚至全国的罪案谜底。
这谜底，一定会成为转发次数最多的一条微博。
血巾断指案的谜底。
过去三十年里，江京发生了一系列女性失踪案，每起案件间隔一两年或者数年，迄今为止，至少有十位女性成为该案的受害者——像江京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千万，失踪并非罕见，但这一系列失踪案有个共同的特点令它与众不同。
一个致命的特点。
1980年阳春的一天，一位普通的机关干部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希望失踪了一周的妹妹倪凤英奇迹般出现。出现的是邮递员的自行车，和一件小小的包裹。包裹上没有来信人的地址，里面是一只纸盒。纸盒里是一条洁白的手绢，手绢的一角是倪凤英自己绣上去的名字。
手绢的正中是一抹殷红。
揭开手绢，下面是一截惨白的手指!
不久，公安部门证实，手绢上正是倪凤英的血迹。手指，是倪凤英的手指。
老江京们都会记得，在那个清纯的年代，倪凤英失踪案攫住了多少人心，成为多少食堂饭桌上的话题。一时间，青年女子们再不敢在天黑之后出门。与此同时，注重平民生活的《新江晚报》开始对这个案子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配合着当年上映的侦破悬疑片，《405谋杀案》、《神女峰的迷雾》，邪恶临近时低沉诡异的音乐似乎能透出报纸纸面，一次次挑动着大众的神经。
凶手会是谁?当时人们的猜测，可能是潜伏大陆三十年的美蒋特务、“四人帮”的爪牙、香港的黑社会。稍微现实点的猜测，是纺织厂里哪位单恋倪凤英又遭拒绝的小青年。
不管凶手是谁，他，或她，一定隐藏得很好，因为凶手的身份一直是个谜，倪凤英的下落也保持着未知。
媒体和大众的记忆都是短期的，尤其在全社会都蒸蒸日上的那个年代，人们沐浴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一年、两年、三年，逐渐淡忘了倪凤英温婉秀美的容颜。
直到三年后的一个夏日夜晚，马芸的突然失踪。
马芸是位参加工作才一年的小学教师，在那个不幸的夏夜，江京正经历着多年不遇的高温，马芸和几位女友，同数百名江京市民一起，在清安江滩边戏水纳凉。欢笑中、酷热中，马芸主动提出到堤上给大家买冰棍儿，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第一个将马芸失踪案和倪凤英失踪案联系在一起的，是文园区分局的干警陈玉栋。当年，就是这位被称为“小陈”的年轻公安，最初经手了倪凤英失踪案。当大多数人还只是将马芸失踪作为一个独立案件看待时，陈玉栋已经嗅出了这两件时隔三年的失踪案之间的关系。他将这个大胆的猜测上报领导，领回了一长串语重心长的“谈话”：“倪凤英失踪案没有破，不是你的错，历史上结不了的大案比比皆是，你也用不着这么敏感，草木皆兵。何况，马芸的这个案子是滨江分局负责的，我们协同寻找，在群众中收集汇报来的线索，具体的刑侦工作，我们文园区也不能插手呀。”是啊，马芸家住滨江区，陈玉栋连插手这个案子的机会都没有。
陈玉栋回到宿舍，在一本“工作记录”本上，写下一句话：“我有一种预感，我的这个猜测，很快就会得到证实。”
不幸的是，陈玉栋的预感准确。在马芸失踪五天后，她心急如焚的父母收到了一个包裹。
一只纸盒子，上面只有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但没有邮寄者的任何信息。
心切之下，马父忘了警方的叮嘱，有情况要立刻报告，而是冒冒失失地打开了纸盒子。然后大叫一声，晕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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