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祥之兆。“也许是现场杂乱，她没听到……我这就去找，有什么事吗。”
“让她小心，你也留意一下。”陈玉栋哽了一下，似乎不知该怎么表达，但他很快拿定了主意，说：“血巾断指案，下一个真正的受害者，就是那兰!”
巴渝生马上传呼地面指挥部的警员，让他们立刻找到那兰通话。漫长的两分钟过去，那警员报告说，遍寻不见那兰。巴渝生暗暗叫糟，和金硕快步走出防空洞。
金硕吩咐所有地面人员立刻停止大现场勘查，全力寻找那兰。
那兰消失了。
巴渝生试着拨那兰的手机，一样无法接通。
他立刻又接通了陈玉栋的手机：“老陈，为什么说是那兰?”
陈玉栋说：“我刚才一直和那兰在讨论案情，当中断了一阵去查些资料，等我再找她的时候，手机却接不通了。”陈玉栋似乎也心神大乱，说话有点语无伦次，“从头说吧，刚才我们在猜测米治文的帮凶……”
然后，陈玉栋的电话断了。
巴渝生再次暗暗叫糟。
注：
①详情请见《伤心至死·轮回》。
33.幽兰失
那兰在那位女警的搀扶下到了地面指挥部，春夜的微风让她的头痛略略缓解，但腹中似乎有条蟒蛇在无情地翻滚。她接过女警递来的矿泉水，喝了一口，却几乎吐了出来。
她不可救药地想象着，此刻巴渝生和其他刑警们，正从土中让一具具尸骨重见天日。还会有更多的尸骨，而我们这所有的人，都来得太晚!
为了让自己分心，那兰在刑警大队房车边上找了处光线好的位置，斜靠着车身，开始翻看金硕给她带来的米治文病历。
米治文的病历如果收集齐全，包括普通医院和精神病医院，足够一部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厚度。最早的一份普通医院病历是1979年，三十四年前，血巾断指案首次案发的前一年，是巧合吗?根据福利院的老人赵姐的回忆，米治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从孤儿院自行离开，直到1979年这份在江京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病历，至少十年的这段日子，是他人生传记里的一片空白。那兰继续翻着，诊断书、门诊记录、入院记录、查房记录……大量的看似无关的信息。
手机响起来，是陈玉栋。
“听说市局和滨江分局大动员，打巴渝生的手机通不了，怎么回事?”陈玉栋没有寒暄，劈头就问。不奇怪，陈玉栋虽然解甲归田，在警方的耳目仍俯仰皆是。
那兰说：“他在地下，手机信号进不去，要打指挥部，通过无线传呼机传下去。”
“哪里的指挥部?你给我汇报一下吧。”
那兰黯然说：“在通江旅社，发现了更多尸骨。”不再深入。
电话那头传来陈玉栋不停地叹气，过了一会儿，他说：“咱们离凶手究竟还有多远?”
“感觉很近，至少，米治文不会那么无辜。这两天挤时间读了一些青少年习惯性虐待动物的资料，这些孩子长大后，如果没有精神病学治疗，大多沦为凶犯。”那兰给自己疏导着思绪，“米治文同时又是个极为聪明的人……血巾断指案之所以三十年来屡犯不止，几乎天衣无缝，一定是聪明人导演的，可能性最大的是不止一个聪明人的合作。假设米治文有个帮凶，他们既然这么多年保持联系，一定有相交的人生轨迹。”
陈玉栋说：“警方对他社会关系的检查结果怎么样?”
那兰说：“不怎么样，没有什么突破，似乎除了监狱、医院和他的受害者，他的社会接触极为有限。医院是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所以我要来了他所有的病历正在攻读。”
“从他病历里，你打算找出什么?”
“规律。但究竟是什么样的规律，我粗粗翻了一遍，还没看出来。只好从头再来一遍。”那兰说着，开始仔细看最早的那份1979年的病历。
陈玉栋说：“我不打扰你了，你慢慢看，保持联系。”
就在这时，那兰看见了查房记录上的一个熟悉的名字。
1979年的米治文是因为肺炎加支气管哮喘收住入院，负责的主治医师盖的宋体字图章，白敬甫。部分查房记录是白敬甫写的，部分是住院医生吴翔写的，部分是实习医生写的。先后有三名住院医生给米治文写过查房记录，其中一名叫周长路。
那兰怔住了，脑中闪过无数个念头。
陈玉栋听那兰在电话那头无声无息却没挂断，问道：“那兰?还在吗?怎么了?”
“我给您一个名字。周长路。”
陈玉栋惊道：“那个院长?”
那兰迅速往下翻，越翻越心惊。
“早在1979年周长路在做实习医生的时候就接触了米治文;1982年米治文在江医第二附属医院住院，负责他的住院医生是周长路;1984年二附院的一次门诊，给他看病开药的是住院医生周长路;1988年在二附院住院，负责他的主治医师是周长路;1993年在地方医院金华医院看专家门诊，接待他的是副主任医师周长路;1995年在金华医院住院，主管该内科病区的是副主任医师周长路;1999年后，米治文如果不是在监狱或者精神病院里，就是一直在普仁医院门诊或住院，我们可以很快查到，周长路是不是在九十年代末调到普仁医院做内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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