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事一定得办的话，不要只为了我一个人就跑回家。我只要能和你讲讲话就好。”
“好的，我现在马上回家。”
她停一会儿，然后用出乎意料的温柔口吻说：
“伦纳特?”
“怎么了?”
“没多久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你看起来很疲倦的样子。’
“我是很疲倦，我现在就回家，再见。”
“再见，亲爱的。”
科尔贝里跟马丁·贝克说了几句话，然后就直接去开他酐车。
和马丁·贝克、贡瓦尔·拉尔森一样，他住在城市南边，作是比较偏中央区域一些。他住在靠近斯卡玛布林地下铁车站雕帕连得路。他直开过市区，但是当车予来到闸门广场时，他并没有继续往南，反而右转开上鹿角街。要分析他自己的这种行为并不难。
除了职务和责任外，他现在已经没有私人生活，没有休启的时间，也没有工夫想其他任何事情。只要凶手仍然在逃，只要还有阳光、还有公园，而且只要还有小孩子在那里面玩耍，那么就只有调查工作才是重要的。
或者应该说，只有追捕凶手才是重要的。要谈到警察的诟查工作，前提是他们得有事实资料可以着手，然而他们原有畦少数几样事实，早就被调查机器给绞成不可靠的碎片了。
他想到那个心理分析报告的结{_仑：凶手是一个外表普通、没有特别之处的人。所以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在他有时间着手另一次谋杀之前抓到他。要达到这个目标，他们需要运气——在晚间记者会结束以后，就有一个记者这么说。科尔·贝里知道这是一种错误的推断。同时他也知道，一旦他们抓住凶手一一他很确定他们会抓住他——看起来也好像是因为运气不错，很多人会认为他们纯粹是侥幸罢了。然而，这是一个即使是运气不错、也需要从旁辅助支持才能破获的案子，他们必须把天罗地网布置得十分严密，使罪犯终究无路可逃。
而这个工作，便落在他的肩上。也落在每一名警察的肩上。这不是任何警界之外的人所背负的责任。
这就是为什么科尔贝里没有直接开车回家，虽然他十分想这么做。他沿着鹿角街缓缓西行。
科尔贝里是个很讲究方法的人，他从不把运气列入警察工作的范畴。譬如说他就认为，即便那扇公寓门旧得摇摇欲坠，贡
瓦尔·拉尔森用破门而入的方法去逮捕抢劫犯，便是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假如门没有在第一次撞击时就裂开呢?破门而入需要运气，因此这违反他做事的原则。就这点而言，甚至连马丁·贝克都和他不一样。
他在玛丽广场一带环绕，仔细观察花园里和摊贩四周的孩童。他知道这一带是许多学生、社会上的少年和小型毒贩进行买卖的地方。每天都有大量各种麻药和迷幻药偷偷摸摸地从卖家手里交易到买家手里。而买家的年纪一天比一天低。他们很快都会变成瘾君子。前一天他才听说有十岁、十一岁的女学童在注射毒品。而警方能做的并不多，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
更糟糕的是，这个国家的大众媒体一再渲染事实，变本加厉地助长恶习，使沉溺其中的人进一步深陷自吹自擂、不辨安危的歧途幻境。总之，他怀疑这本来就不应该是警察的职责。年轻人会吸毒，是由流行文化所鼓动的不良哲学所造成的。由此推论，社会有责任制造一种有效的反对论来加以抗衡。而这个反对论，不应该以矫饰门面和更多的警力来作为基础。
同样，他不能理解警察用军刀警棍殴打甘草市场和美国交易中心外面的示威群众到底有何意义。虽然他十分了解，那些同事多少是因为职责所迫才会这么做。
侦察员伦纳特·科尔贝里把车子转下玫瑰园老人院路和盾牌街，然后开过淑女路的迷你高尔夫球场，一路上他心里想的都是这一类事情。他停好车子，走上通往公园的一条小道。
天快暗了，四下行人不多。不过呢，当然还有一些小孩儿在附近玩耍;他转念一想，在一座大城市中，你也不能因为一个杀人犯尚未落网，就期望所有孩子都关在屋子里不要出来。
科尔贝里走过去站在一丛稀疏的灌木叶中，把右脚踏在一棵树的断枝上。从这个角落他可以看见几个小花园，以及五天前那个女孩儿尸体躺着的地点。
他不知道是什么特别的理由把他吸到这个特定的地点来，也许只是因为这是市中心最大的一所公园，而且刚好就在他回家的路上。他看见远处有几个孩子个子相当大，可能都十来岁了。他静静地站着，等着。等什么他并不知道，也许是等那些孩子回家吧。他非常疲倦，偶尔他会觉得眼前金星直冒。
科尔贝里没有携带武器。即使在这种帮派泛滥、犯罪残暴程度日增的时代，他仍然是提倡警察应该完全不携械的支持者，只有在极端必要，而且也只有在得到直接命令必须如此时，他才会携带一把手枪。
一列火车轰隆隆地驶过高架铁轨，只有在车轮的轰隆声开始消逝时，科尔贝里才意识到灌木丛里不再只是他一个人。
然后，他就一头栽在潮湿的草地上，嘴里有血的滋味。有人打了他的颈背一棍，力道非常猛，而且好像使用了某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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