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什么他很想得到那幅画，可是买不起。他要是趁着画的主人白天上班之机，入室盗窃后用车运走，远比把她杀了来得容易，也要安全得多。”他堂兄的表现也让他困惑不已，虽说这并不是他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罪的重要依据，“也许他真是无辜的，而不是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你刚才说‘真像是有罪’?不，是太像有罪了。”
他暗想，我们假定他没有杀人。如果不是他杀的，那推论就值得深思了，因为这不再像认错了人那么简单;证据太相似了——他的车里有她的血迹就是确证。不，假如亚瑟是无辜的，那栽赃他的人一定是费尽了心机。
“我觉得他是被人陷害的。”
“为什么?”
他沉吟：“我们先不考虑动机，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杀的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知道是谁干的。慢慢地我们会知道是为什么，但这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我们假定一个名叫X先生的人杀了爱丽丝·桑德森，偷走了那幅画，然后陷害了亚瑟。萨克斯，你说他怎样才会得逞?”
她的关节炎又犯了。她坐下来时，疼得直咧嘴。她沉思了片刻，然后说：“X跟踪着亚瑟和爱丽丝。他知道他们都对艺术感兴趣，就设法让他们在画廊见了面，获取了他们的身份信息。”
“X知道她有一幅普雷斯科特的画，他想要，可是买不起。”
“没错。”萨克斯对着证据示意图点点头，“然后他潜入亚瑟家，看到他吃的品客薯片，用的埃奇芦荟剃须膏、TruGro化肥和芝加哥刀具，就偷了一些来捏造证据。他知道亚瑟穿什么样式的鞋，这样就能留下鞋印。然后又用亚瑟的铁铲从州立公园挖了一些泥土……
“我们再想想5月12日发生的事。X想方设法得知，亚瑟每个星期四都会早早下班，去一个荒凉的公园里跑步，所以他没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他闯入受害人的公寓，杀了她，偷走了油画，用投币电话举报说他听到了惨叫声，看到一名男子拿着画上了车，看上去和亚瑟的车很像，还说出了部分车牌号。然后他前往远在新泽西的亚瑟的家里，留下了血迹、泥土、毛巾和铁铲。”
电话响了，来电的是亚瑟的辩护律师。他把助理检察官的解释完全复述了一遍，听起来他心烦意乱。他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倒是几次劝他们说服亚瑟接受辩诉交易。他说：“他们会让他翻不了身。你们帮帮他。我给他争取15年。”
“那会把他毁了的。”莱姆说。
“要是判无期徒刑，那才是把他毁了呢。”
莱姆冷冷地说了声再见，就挂断了电话。他继续盯着证据板。
这时一个念头闪过。
“莱姆，你在看什么?”萨克斯看到他仰望着天花板。
“我想也许他之前就干过这样的事。”
“什么意思?”
“假设作案的目的或动机是偷那幅油画，呃，这根本不是一次得手。这不是一幅雷诺阿的画，卖个1000万美元后，从此洗手不干。整件事感觉像是冒险行为。凶手偶然发现了一个逃脱罪名的好方法，他会一直继续下去，直到被人阻止。”
“嗯，有道理。那么我们应该看看有没有其他盗画的案子。”
“不，他为什么只偷画呢?可以是任何东西。但是要有一个共同点。”
萨克斯皱起眉头，然后说：“谋杀。”
“完全正确。既然罪犯陷害了别人，他就不得不杀了受害人，不然会被认出来。给负责谋杀案的人打个电话，有必要的话就往家里打。我们要寻找同样的犯罪模式：一个潜藏的罪行，可能是盗窃案，受害者被杀，有很多间接证据。”
“还有可能是被捏造的DNA联系。”
“很好。”他说，一想到他们也许会有所突破，他就兴奋起来，“如果他依法炮制的话，总会有个匿名的目击者给911打电话，提供具体的确认信息。”
她走到实验室角落里的桌子前，坐下来打电话。
莱姆往后仰着头靠在轮椅上，注视着正在打电话的女友。他注意到她的拇指甲缝里有一道干了的血痕，被红色直发半掩着的耳朵上隐约可见一块伤疤。这是萨克斯的经常性动作——挠头皮，咬指甲，在身上留下一些小伤小疤。这既是习惯使然，也是压力所迫。
她点着头，做记录时，眼神显得很专注。他的心跳加快了(虽然他感觉不到心跳)。她得到了有价值的信息。钢笔没水了，她把它甩到地上，立刻抽出了另一支钢笔，就像她在实战射击比赛中迅速拔出手枪一样。
10分钟后，她挂断了电话。
“嘿，莱姆，有啦。”她坐在他身旁的柳条椅里，“我刚和燧发枪通了话。”
“啊，这个人选得好。”
约瑟夫·弗林提克【注】的绰号有意无意地让人想到了那种旧式的手枪。莱姆刚入行时，他就已经是一名凶杀案侦探了。在他漫长的侦探生涯里，这个急性子的老家伙几乎对纽约市所有的谋杀案都了如指掌，对纽约市周边发生的很多案子也非常熟悉。像弗林提克这样年纪一大把的人，本该安享天伦之乐才对，可他星期天还在工作。对此，莱姆也不觉得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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