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斩钉截铁地断言，专案组不可能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
他倒是尽心尽职地指挥总厂人事处的干部，把人事档案源源不断地搬运到那个充当临时作战部的会议室里。但是每次进到会议室，他都要象监工一样不厌其烦地问道：“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发现?”
每当民警们千遍一律地回答“没有”，或者“没什么发现”之后，他就频频点头道：“预料之中，预料之中。”
然后面露得色，哼哼唧唧地离开了会议室。
本来就因为十几天来毫无所获而情绪不高，加上喷嚏连连、昏昏欲睡的民警们，被他搅得心烦意乱。他们觉得他每天进到这间会议室，就是为了嘲笑他们，并且享受他的预言被应验所带来的快感。
每次他的身影一消失在会议室门外，队员们就象念经似的对着他们的组长李玫念叨：“换个人吧，换个人来协助我们吧!”
通常李玫总是一笑置之。
这天，也许是队员们一脸的困顿之色，使她察觉到了弥漫在这间会议室的低迷情绪，于是淡淡说道：
“何处长有权发表他的看法，但是，我们却必须按照侦查工作部署，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即使最终的结果不幸被何处长言中了。大家别忘了，调查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发现嫌疑人，另一方面则是要排除嫌疑人。”
她对着高高摞起的档案挥了挥手，“如果这些档案全部查阅完毕后，我们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嫌疑人，那我们也算完成了任务，因为我们排除了嫌疑人是清钢厂职工的可能性。当然，前提是我们在工作中没有任何疏漏。这也是我们之所以安排两人一组，相互交叉查阅的原因。我提醒大家，切不可小看了这项工作，千万不能因为我们的失误，使侦查工作步入歧途。大家务必按照既定的程序认真查阅，做好笔记。”
李玫的这番话是否起到了激励队员斗志的效果，不得而知，至少，队员们脸上的困顿之色消失了。
何达安要是知道了民警们对他的揣测，肯定会感到诚惶诚恐的。
其时何大人并无恶意。他之所以会有那番表现，那是因为清钢厂的许多职工当初都是他去各个县招来的，而且都是经过了调档、面试等一系列审查程序的。在他眼里，个个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好苗子。甚至可以说，他对这些职工有一种近乎父亲的感情，不大愿意外人(在他看来，专案组就是外人)对他们说三道四。他的行为说白了，就像一个护犊的家长，常常会不自觉地跳出来袒护子女们。
平心而论，他是一位善良的大叔，但却缺乏保卫处长应有的冷峻。
好大叔终于乐观不起来了。
这天，何达安象往常一样踱进会议室，老生常谈地关心查阅档案的工作进展状况。李玫一反常态地请他坐下，让他谈谈对一位名叫唐启明的职工的看法。
何达安正要开口，突然警觉到会议室异常寂静，民警们全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儿，默默地盯着他。在平常，他们大多对他爱理不理的，好像挺烦他似的。
他抬起头来望了众民警一眼，发现那一双双盯着他的眼睛里，似乎闪烁着幸灾乐祸的光芒。
他假装没有看见，若无其事地望着李玫说道：“这位唐启明是轧钢厂的工人，招工之前是一名知青，在厂里工作表现一般，不突出但也过得去。为人比较清高，不怎么合群，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跟一般人没什么来往。平日里比较喜欢看书。
“原先分配了宿舍给他，后来他找了一些关系，搬到了宿舍楼一层楼楼梯下方的储藏室里，过上了独门独户的生活。他是上海人，穿着打扮比较讲究，喜欢穿细腿裤，把身子包裹得紧紧的，裤缝还烫得笔挺，有些人比较看不惯他。”
“他有海外关系这事儿，你知道吗?”民警林海东朝他扔出了一颗炸弹。
何达安含含糊糊地“哦”了一声，并没有如那名警察所期望地露出惊慌的表情。
“而且他祖父是资本家。”另一位民警王旭接着扔出了另一颗炸弹。
何达安依旧语焉不详地“哦”了一声。
林海东以略显夸张的恭敬姿势，把唐启明的档案端端正正地摆在他面前。
李玫象一名旁观者一样，超然地任凭她的队员自行其事。
何达安打开档案快速浏览了一遍。
“你不是说，你们清钢厂招进来的每一位职工，都经过了严格的政审吗?”林海东不依不饶紧追不放。
“这个嘛，他的祖父是资本家这是事实，但那都是解放前的事情了。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企业便实行了公私合营改造，他也成为自食其力的普通公民。他的父亲并没有继承父业去当资本家，而是成为人民作家，战斗在文化战线上，讴歌社会主义，也算是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至于海外关系嘛，如果平日相互没什么来往，其实也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何达安强自镇静地回答道。
接着好像想起什么，又补充了一句。“他在农村插队时表现不错，得到了所在公社的推荐，这些档案中都有。”说完，还拍了拍档案。
何达安之所以对唐启明有印象，是因为唐启明恰巧是他招来的，而且那次招工还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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