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沾染上秽，也不一定会出事。久保小姐也过得很平安。
没有可供追查的线索，我们也无事可做，而这种状况持续一段时间后，我渐渐快淡忘这件事，直到平山先生在这年的十月底来了联络，我才想起来。
「那件事情后来怎么样了?」平山先生问我。
我告诉他，因为没有任何新线索，所以束手无策。
他告诉我，他找到一张很令他在意的照片。
「你听过私宅监置吗?」
听到出乎意料的名词，我楞住了。
是将精神病患者关在家中的私宅监置吗?——也就是所谓的「座敷牢」。
我知道从明治时期到终战结束的期间曾经存在这种制度。获得地方自治体许可的责任者，可以将精神病患者监禁在合乎规定的监置室(俗称的座敷牢)。
小论什么时代，社会上都存在精神障碍患者。
明治时期前，这样的患者被称为「癫狂」，如果对周围造成威胁或障碍，便用监禁、拘禁的方式与社会隔离，并用民俗疗法或祈祷加持来对应。
一九〇〇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法令终于出现。
这年成立的「精神病者监护法」明令患者是弱者，须加以保护。若要将患者监置在私宅或医院，须附上医师诊断证明，并经由警察署获得地方长官的许可;如果没有医师的诊断与官方的认可，家族或社会不可擅自隔离患者。
然而，这条法律并不是设置在医疗的相关规定之中，因为收容患者的医院数量远远不够，导致这条法律反而成了可将患者监置在私宅的正当理由。政府忧心这个状况，在一九一九年制定「精神病院法」，道府县均须设立精神病院，可是各地方政府却迟迟未能彻底执行这条规定，因此直到一九五〇年的「精神卫生法」出现前，私宅监置成了社会上的常态。
「对对，就是那个——我手边有一份大正时代的全国私宅监置的调查报告。其中有张照片引起我的注意。」
平山先生说的报告在大正时代发行，当时对调查人家的患者名字和住址都做了处理。不过，作为这份调查报告撰写基础的调查论文也一并留下来，上头清楚罗列出患者的真实姓名。
「其中也出现吉兼家的资料。从住址来看，可能就是你们在找的吉兼家。」
平山先生告诉我，报告中提到的吉兼家监禁了三男——友三郎，资料也附上从监置室露出脸来的患者——友三郎的照片。
他将吉兼家的相关资料寄给我，我认为可以从住址确定这正是我们在找的吉兼家。吉兼友三郎在明治三十八年——也就是一九〇五年发病，他那时十五岁。
他因为殴打家人、企图纵火而被限制行动。他说自己听见「诉说怨恨的声音」，那道声音命令他去纵火、杀人。
友三郎不断出现暴力行为，家人在隔年获得了监置许可。
这份资料是关于私宅监置的调查论文，所以只简单记载了友三郎的病状;另一方面，相当详尽地记下监置友三郎的监置室和监置状态。
友三郎的监置室位在母屋的角落。
吉兼家将室内空间用木制方格栅栏隔开，切割出一半空间。栅栏则按照一般作法，用相当粗的正方形木制成，相当牢固;出入门则以很粗的门闩锁住。栅栏上有一处设置着比人头还小一圈的小窗户，应该是用来递送三餐的。
栅栏内的空间铺上两块榻榻米，还有一块铺上木头地板，大约一叠半大小。另外，木锁地板的尾端挖了起来，设置成厕所，地板下则埋了用来装排泄物的瓶子。一般来讲，这种设施单纯挖个洞就好(也有很多木头便桶的例子)，不过这间监置室使用的是大小一般的陶瓶，所以人其实可以穿越瓶子旁边的空间逃出去，友三郎便这样做过。因此，他的家人便在监置室的地板下装设墙壁，封闭起来。墙上有个用来进出其中，清理排泄物的坚固门扉，同时也设了一个换气口。
换气口很小，还有三根木头横跨其中，导致地下很暗，通风也很差——即使如此，论文上还是记载着友三郎「性好于地底下徘徊」。
论文也提到友三郎营养状况「极佳」，家人给予的待遇「普通」，而综合监置室和患者的待遇，吉兼家被分类为「普通」。
论文作者也附上监置室和吉兼家住处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让我心情沉重。那是一张从栅栏中露出一部分脸孔的男人照片。友三郎有着意志坚定的下颚和线条秀丽的额头，他面无表情地望着拍摄者。
从资料来看，友三郎似乎出现幻听。「诉说怨恨的声音」命令友三郎纵火与殴打家人。
遗憾的是，这是仅有的吉兼家资料，我们还是不知道吉兼一家究竟是怎么样的家族。资料中也没记载友三郎家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应该是袭击了家人，不过可能没出现任何死亡事件。也不知道友三郎此后又是什么状况。不过——
纵火与暴力。
这不是和川原和秀的例子存在相关之处吗?
还有，友三郎「性好于地底下徘徊」——政春家就曾经存在着「什么」，而那个「什么」会在地底下徘徊，低语不祥的话语。
在政春家的「什么」，该不会就是友三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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