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号，这种不安终于被证实了。
那天上午，我妈还挺高兴地告诉我，复员的工作有着落了，就安排在我爸所在的厂子里，成为麻纺厂里的一名科员。
我还没来得及表达我的不甘心，晚上的时候，我爸就没回来。
我妈连夜去打听，才知道我爸因为作风问题突然被上面隔离审查，具体原因也说不清，好像和在厂里搞派系有关。
“文革”时期，派系成风，什么东风派、红旗派之类的，“文革”结束后就对这个遗留问题比较敏感，稍有动静，就会严厉打击。
我妈担心得夜不能寐，我们姐弟几个如何安慰也没用。
又过去两天，我爸那头还是毫无动静。我妈在房间里走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她拉着我的手哭道：“贺子啊，你爸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你的事儿是你爸走了门路的，我怕这次再把你也整出来……妈想了一晚上，你走吧。”
“我走……”我脸上一片惶惑，“上哪儿去?”
“妈想好了，你下乡去躲躲，等你爸的问题解决了再回来。”
那时我已经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就只有按照我妈的话去做了。
在我妈的安排下，我坐了一天的客车又转了一趟车，车走到半途，售票员喊了一句：“河西村到了，下车的赶快!”
我拎着沉重的行李跳下了车，我妈说的，只要到了这里就会有人来接我。
我站在路边来回张望，这里的环境和城市有着天壤之别，天又蓝又高，我仿佛都能听见河边的蛙鸣声。
在路边站了二十多分钟，我忽然看到有一辆牛车慢悠悠地向我走来，上面坐了一个四十多岁皮肤黝黑的男人，头上还戴了顶露洞的草帽。
他看到我立刻停下了牛车，试探着说：“你是……杨贺?”
我高兴地点点头：“你一定是我表舅赵有强吧!”
没想到他竟然摇摇头，面上带着憨笑：“赵有强是俺爹，我是他儿子赵二柱，你叫我二柱就行了。”
我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在近处仔细一看，他果然没那么老，可能平时干农活过于操劳，才弄得面相着急了些。
“快上车吧，”他说，“知道你要来，家里都准备好几天了。”
我跳上了牛车，二柱赶着牛车往回走。走了好长一段路，我奇怪地问：“还没到吗?”
“咱家不在河西村，得从这绕一段山路再过一条河才到。”
拉车的老黄牛韧性很强，我们一直走到日落西山才到了我表舅的住处——西甩弯子村。
我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和表舅一家寒暄了几句就坐上炕头大吃起来。
吃完饭，我拿出我妈给表舅一家准备的礼物。那是两件“的确良”衬衫，一个印有“上海”字样的黑色皮包和一罐茶叶。
别小看这几样东西，在当时的年代，那已经是相当重的礼，不亚于现在一套足金首饰。我果然看到表舅一家眼中放光，舅妈欣喜地抚摸着“的确良”衬衫，嘴里一个劲儿念叨：“真好，还是这料子摸着舒服……”
我妈送这么贵重的礼是有原因的，她不知道我爸的事儿什么时候能完，怕我在这儿受委屈……
表舅家的生活条件一般，“文革”后国家改变政策，农村实行单干，我表舅一家四口卖力干活，也只盖起了一间青砖打基础的土坯房。
表舅将我安排在房子边上一间很小的屋子里，不用跟他们一家挤在一张大炕上，着实让我松了口气。
我躺在晒过的棉被上，心中五味杂陈，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属于我的地方呢?
睡了一宿觉，我随着表舅家的人早早就起床了。
吃饭的时候，我表舅的大儿子大柱突然满脸惊慌地跑了进来。
“大柱，怎么了?”
大柱脸色煞白：“爹，六婶又犯病了，六叔让你帮着请大神二神来。”表舅一听马上飞身下炕，跑了出去。
我还没来得及多想，大柱转身就跑了，二柱和舅妈撂下饭碗往外走，我也跟了上去。
六叔家和表舅家就隔着一个菜园子，我跟着他们进了一个土坯房，立刻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只见简陋的土坯房里，一个浑身一丝不挂、瘦骨嶙峋的妇女正在炕上爬，腹背处有一道道的血痕，嘴里还发出一种类似野兽的嘶叫声，披头散发的，让人看不清她的脸。
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正死命地按着她，憔悴的脸上涕泪交重。
二柱和舅妈马上就扑上前，帮男人抱住正在爬的女人，没想到那女人一个挺身，竟将三个人都甩在了一旁。
接着就发生了让我到死都忘不了的一幕，那个女人竟然头下脚上，顺着贴满报纸的土墙爬了上去!
我们都惊叫了起来，女人迅速地爬到了屋顶，那姿势分明像一条蛇。二柱首先反应过来，叫道：“六叔，一会儿六婶醒神儿可就糟了，我们得想办法把她弄下来!”
我们几个合力抬来了一张破桌子，六叔和二柱上去就要把六婶扯下来。
这时候传来一阵铃铛声，屋里进来了一男一女。我转头一看，这两人身上穿着蓝色劳动布衣服，上身缠着几道红布，腰上还绑着一圈铃铛，女的手里拿着一根缠着彩布的一米多长的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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