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是个年轻和蔼的人，大约三十岁出头。他问了我几个一般性的问题，例如：“什么是爱情?”我努力对他做着侧写，试图找到一个特定的最佳答案。这种面谈很像学业能力倾向测验：你无法肯定是否做好了充分准备。
我们谈到了节育、教育孩子一类的问题。我开始问他，身为神父，他对立誓不婚、没有自己的家庭有何感想。神父看上去是一个好人，但是帕姆一直跟我说圣里塔是个自律甚严、重视传统的教会。他跟我待在一起很不自在，也许只是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我对此没有把握。我想他是要活跃一下气氛才问我：“你们俩是在哪里相识的?”
每当生活中出现压力时，我总是开开玩笑，尽力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我想这下机会可来了，挡是挡不住的。我将椅子拉近他。“神父，”我说，“你知道我是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不知道帕姆有没有告诉你她的背景。”
我一边说一边坐得更靠近他，将我早已学会的在审讯时使用的那种目光接触加以锁定。我只是不想让他望着帕姆，因为我不知道她会做何反应。“我们是在一个名叫吉姆车库的地方认识的，那是一家有袒胸歌女歌舞表演的酒吧。帕姆在那里做舞女，而且舞技不凡。不过真正吸引我注意力的倒是她翩翩起舞时每边乳房上挂着的流苏，她能让两边的流苏朝相反的方向旋转。相信我的话，那真是值得一看。”
帕姆脸色苍白，不知是否应该解释一下。神父屏气凝神地听着。
“不管怎么说，她让那些流苏朝相反的方向旋转，越转越快，突然有条流苏脱落下来，飞向了观众席。大家都去抢它。我纵身跃起，一把抓到手，把它还给了她，于是就有了我们的今天。”
神父大张着嘴。我让这个家伙完全相信了我的话，就像九年级那次虚构读书报告时一样，这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大笑起来。“你是说这一切并不是真的?”他问道。此刻帕姆也笑了出来。我们都摇了摇头。我不清楚神父当时是感到宽慰还是感到失望。
鲍勃·麦戈尼格尔担任了我的男傧相。结婚那天上午天气沉闷，阴雨绵绵，我很想快一点举办婚礼。我让鲍勃打电话给在她妈妈家的帕姆，问她是否见过我或者有我的消息。她当然说没有，这时鲍勃胡诌说什么我昨晚没有回来，他担心我临阵畏缩，想打退堂鼓。回想此事，我真不敢相信我的幽默感居然可以发挥到如此有悖情理的地步。最终鲍勃噗哧笑了起来，我们俩的把戏露馅了。不过我对未能得知帕姆对此做何反应感到些许失望。后来她告诉我，婚礼的各种安排忙得她不可开交，同时又非常担心在这种潮湿天气里她烫的发能否鬈起来。因此新郎倌的失踪只是区区小事一桩。
那天下午我们在教堂互致誓言后，神父宣布我们就此结为夫妻。我很惊讶他居然美言了我几句。
“我是那天初次见到道格拉斯的，他使我对如何认识自己的宗教信仰进行了一番长久而深刻的思索。”
只有上帝才晓得我都说了些什么，竞让他如此深刻地思索了一番，不过上帝的作用是神秘费解的。后来我把流苏的故事告诉了西雅图的一位神父，帕姆找他来替我做祈祷的。我也让他信以为真了。
我们在波科诺斯度过了短暂的蜜月，住在装有心状的浴缸、贴着镜面的天花板和放置了高档的摆设的旅馆客房里，然后又驱车回到了长岛。我的双亲为我们举办了一次宴会，因为我的家人几乎没有谁能出席婚礼。
婚后，帕姆搬到了密尔沃基。她已经毕业，开始执掌教鞭。所有新教师都得去条件最差劲的市中心贫民区学校代课任教。其中有所初中尤其差劲。那里的老师遭受拳打脚踢是很平常的事，年轻女教师甚至还经历过几起未遂强暴案。我总算离开了招募小组，大多时间待在犯罪反应分队，主要处理抢劫银行案。虽说我的工作隐含着危险，我更担心的倒是帕姆的处境。起码我还有一枝手枪可以自卫。有一次，四名学生曾胁迫她走进一间空教室，对她动手动脚进行骚扰。她一个劲儿大叫大嚷，逃了出去，我却为此愤怒至极。我真想带上几个特工上学校去狠狠收拾他们一顿。
我当时最要好的伙伴是一位名叫乔·德尔·坎波的特工，他跟我一起负责侦破抢劫银行案。我们时常会光顾那家开在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校园附近的奥克兰大街上的面包店。开店的是一对夫妇，戴维·戈德堡和萨拉·戈德堡。没过多久，我和乔就跟他们混熟了。事实上，他们拿我们当儿子一般看待。
有时候，我们会带了手枪，一大早就赶到店里，帮助他们把硬面包圈和巴利面包卷放人烤箱。吃罢早点，我们就出发去追捕在逃犯，跟踪其他案件的一些线索，然后再回去用午饭。我和乔都到犹太社区运动中心健身，在圣诞节和犹太教光明节快来临时，我们买了一份中心会员证送给戈德堡夫妇。后来，其他特工也开始光顾我们称之为“戈德堡餐馆”的面包店，我们还在那里举办过一次社交聚会，就连主管特工和主管特工助理也来参加了。
乔·德尔·坎波这家伙很聪明，会说好几国语言，枪法也属一流。可以说，在我经历的一次最奇特、最混乱的危急局面中，他的高超本领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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