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法医打开棚屋的门，让他们进去。由发电机供电的灯光照亮了主屋的每个角落。架子排列在墙上，房间里有一张旧桌子、几把椅子和一个需要费不少劲才能拖进来的旧沙发。麦克立刻看到他要辨认的东西。他一转身，瘫倒在两个朋友的臂弯里，无法遏制地号哭起来。
壁炉旁的地板上，是梅西那撕破了的、血迹斑斑的红裙子。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麦克变得麻木痴傻，所有的一切只剩下模糊的记忆。与执法官员的面谈、接受记者的采访，然后是为梅西举行的追悼仪式。一个空空的小棺材，还有无边的人脸的海洋，他们走过时都很悲伤，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又过了几个星期，麦克才痛苦地渐渐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人们似乎都相信那个“女童杀手”夺走了第五个受害者——梅莉莎·安妮·菲利普斯的幼小生命。和前面四起案子的情况一样，尽管搜索队在发现那座棚屋之后，花了几天时间搜遍屋子周围的森林，还是没找到梅西的尸体。杀手既没有留下指纹，也没有留下DNA。除了那枚别针，他没在任何地方留下有力的证据。这人有如鬼魂。
“巨恸”降临之后，每个在生活中同梅西有关联的人都不同程度地被阴影笼罩。麦克和南相当成功地携手顶住了丧女的风暴，在某些方面他们的关系更紧密了。南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后来又一再重复：对于发生的事情，她不会以任何方式责怪麦克。这自然大大有利于麦克走出阴霾，即便只是一小步。
人很容易陷入“要是”的游戏，一玩起来就会迅速滑入绝望的谷底。要是他当时决定不带孩子们出游就好了，要是当时孩子们请求去划独木舟他一口拒绝就好了，要是他提前一天离开就好了，要是……要是……要是……然后一切都归于虚无。他不能让梅西的遗体得到安葬这个事实，大大突显了他身为父亲的失败。她还独自待在那森林的某个地方——这个想法每天都萦绕在他的心头。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三年半了，梅西已被正式认定为谋杀。生活无法回到正常状态，任何时候都不会真正正常起来。他的梅西，不在了!少了梅西，生活多么空虚!
这个惨剧加剧了麦克内心与上帝关系的裂痕，但他没太在意这种不断加深的分离，反而使自己试着去接受坚韧淡漠的信仰方式。但即使从中寻找到了慰藉和安宁，也并未驱走那个噩梦——他双脚深陷泥淖，发不出声的尖叫救不了他珍爱的梅西。可怕的梦倒是不那么频繁出现了，而且欢笑和快乐时刻也在逐渐回归，但他为这种欢笑和快乐万分内疚。
收到来自“老爹”的字条，要他回到棚屋一见，绝非什么可以忽略的小事。上帝竟然写字条?而且为什么要去那个棚屋——他至深痛苦的地方?上帝当然可以选择更合适的地方同他会面。实际上涌上心头的还有一种忧虑——杀手也许想激怒他，或者把他骗走而使其他亲人失去保护。也许这整件事就是一个残忍的恶作剧。可那样的话，干吗要署名“老爹”?
麦克试过让自己不去理会，即使上帝传递字条的想法与他的神学常识不相符，但他无法逃避这张字条终究可能来自上帝的念头。在神学院，他受到的教育，是上帝已经彻底停止与现代人公开联络，而偏向于要求人们只是倾听和遵循神圣的神谕，允许他们进行适当的阐释。上帝的声音已简化成书面的文字，即使是那些也必须由合适的权威机构和智慧超群的人来审核和解析。与上帝直接交流仅似乎是古人和未开化人的专利，受过教育的西方人要接近上帝，必须由知识阶层居中促成，必须受他们的控制。没人想要上帝存在于一个盒子里，只是一本书。特别是那种昂贵的盒子，包着皮子，镶有黄金的边——或许镶着内疚?
麦克因那字条想得越多，就越迷惑和烦躁。谁送来这该死的字条的?上帝也好，杀手也罢，就算是恶作剧，又有什么关系?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感觉自己被玩弄了。说实在的，追随上帝到底有什么好?你瞧瞧这约人见面的地方!
但不管麦克怎么愤怒沮丧，他知道自己需要得到答案。他意识到自己陷入了旋涡，无法再靠礼拜日的祈祷和圣歌(假如它们真能帮人解脱的话)解脱。在他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因这种与世隔绝的精神改变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也许南是个例外。但她是特别之人。上帝可能真的爱她。她不像他那样永远焦虑不安。他对上帝和上帝的宗教产生了反感，他也反感那些信仰联谊小俱乐部，它们似乎毫无真正的效果，根本无法让人脱胎换骨。是，麦克想要的更多，而他的确会有超乎预想的收获。
卡里·纪伯伦(1883-1931)，黎巴嫩诗人、作家、画家。
第五章
谁要来吃晚餐
我们惯于抹掉可能有助于减轻罪责的证据。这是因为我们都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因此不去加以证实。以这样的方式形成的任何东西都不配称之为真相。
——玛丽琳·罗宾逊《亚当之死》
许多时候，人宁愿相信通常被看作绝对不理性的东西。这并不表示它真的不理性，但肯定是不合理的。也许存在超理性的东西：超越通常概念或逻辑的理性，只有能看到更宽阔或更现实的情形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信仰也许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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