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万般无奈之下，她将女孩转移到了楼上的变电箱里。也许她当时是想等第二天白天，让老板过来，一起把尸体处理掉。
不管她如何打算，都没有来得及去做，因为就在当天晚上，我就将她杀死了。后来，那个老板见到这两个女人都失踪了，就害怕地潜逃了。
警察之所以之前并没有调查这个方向，是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还有一个妻子。更不知道那个女孩与我的妻子是同事关系。他们只是认为我是单身汉，骗来一个女孩子欲行*。直到我妻子的家人报警，他们才发现这女孩出现在我的家里，还是事出有因的。
在了解到这一层关系后，警察顺藤摸瓜地找到了老板的公司，发现老板已经潜逃，警察直扑他的老家，在那里将他逮捕。
至于那盏白灯，也许是我妻子见灯坏了，自己更换的吧。家里备用的节能灯只有白色的，所以她只好更换了一个白色的电灯。她知道我喜欢暖光灯，所以担心我去买来新的电灯，把那个白光灯换下来。而换灯需要拉闸，总闸门就在门口的变电箱里。这恐怕就是她不得不冒更多风险把尸体藏在暂时无人居住的四楼的原因吧。因为她了解我，我做事谨慎，所以在换灯之前我肯定会去变电箱里拉闸的。
“看来我的妻子与我真是同一类人。”我暗自笑道。
☆、人情债1
文/毒蜂
当躺在病床上的刘大叔抓着我的手，满眼热泪地对我说，永远也不要相信他儿子大伟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
记得我刚刚认识刘大叔一家的时候，他儿子大伟与我一样，还都是六岁的孩子。那一年我父亲因为工作关系，被就近安排在平安胡同的大院里居住。初到大院，我还有点不适应，因为那个大院属于传统的北方民居，还带有四合院的特色。
我们就住在一间平房里，父母住里屋，我住在外屋。房门外就是一块被房子围成的院落，大家天天见面，邻居间就像亲人一样。尤其是夏天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空调，大家都在院子里乘凉。就像其他大院里的人们一样，我们也在院子中央支起了一盏灯，点了一支蚊香，然后拿着一把蒲扇，围坐在院子里乘凉。
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多的娱乐，孩子们吃过饭就会在地上掏几个小洞，然后蹲在一起玩弹球;男人们则围着一张小桌子打扑克;女人们坐在板凳上嗑瓜子、话家常，时不时老人还端着茶杯插上两句话，然后就是人们爽朗的大笑声。
可以说，大院的门一关上，就是一家人。有的时候大院里的邻居也会吵架，但是没有几天就会重新和好，就像亲人间的争吵一样。
由于我与大伟年龄相当，所以我们两个天天粘在一起踢皮球，打弹弓，关系是非常的好。我们两家的关系也很好，他的母亲非常喜欢我，不管做了什么好吃的，都要给我留一份。那时候，他家就是我家，我家就是他家。他家就两个孩子，另一个是他的姐姐，大他八岁，很早就嫁了人。
记得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国家闹了三年饥荒，很多人都饿死在了家里。由于我父母所在单位福利比较好，每个月能领到几盒罐头，十斤黄豆，所以我们做饭时香味一飘出来，同院的一家人就要站在门口骂街。后来我妈妈受不了了，就要出去与他们理论，但是我的父亲拦住了他。晚上他还偷偷地给了那家人的孩子一些煮黄豆，那孩子几口就把黄豆都咽了下去。
后来饥荒越来越严重，大院里的人很多都病倒了。那时父亲看到谁浮肿了，就会把领到的豆子送给他们。再后来就连罐头也都打开分给孩子们吃掉了。妈妈回来见东西不见了，用炒菜的大勺子狠狠地敲了父亲一顿，父亲压低了声音“哎呦哎呦”地叫。那一段难熬的日子，我几乎每夜都会被饿醒。这时母亲就会拿起一杯温水，放几粒白砂糖，让我喝下去。因为白糖很少，以至于那水完全没有甜味，所以我喜欢喝凉水，因为那样白糖不会完全融化，当喝到杯子底部的时候，还会有那么一点甜味。
晚上喝糖水的事，妈妈不让我说，因为那些糖是她偷着藏起来的，父亲并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我看见妈妈蹲在地上哭，我问她怎么了，她说：老鼠把糖给偷吃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还非常痛恨老鼠。
☆、人情债2
后来我上初中那年，大人们就像变成了疯子一样，儿子不认父亲，学生不认老师，每天早晨上学的时候，我都能看到街上的碎玻璃，与一滩滩早已凝固的鲜血。
每当见到这些疯狂的人，我都会躲得很远，生怕与他们沾上一点关系。但是这种情况越演越烈，最后那终究要来的，怎么也躲不过。
就在我十三岁生日那天，很多戴着袖标的疯子在街上打砸商店，殴打警察与旁不相干的路人。我见到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一路跑回了家，很快他们中的一些人一路打到了我们的大院附近。我家里没有人，因为怕极了，就躲到了大伟家。
很快一群人冲进了我们的大院，砸开了我家的门，把屋子里的东西摔了一地。邻居出来问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我父亲是间谍，是特务。他们要邻居快说出我父母的行踪，但是他们都说不知道。他们问：“他的儿子呢?他儿子应该知道!”
他们说：“下学还没回来，如果要回来，早就回来了。估计是被父母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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