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鬼的罪行彰显了他扭曲的灵魂，而告密者同时担任保护者的角色就让人费解了。他不惜在艾西的心理中心闹事，甚至背上罪名，这种方式本身也够扭曲的。
最神秘的，还是潜藏在幕后的第三人。
尸鬼的兄弟现在在警方手里，当然不可能给艾西发短信，更不可能亲自去跟踪尸鬼。那么，这个发短信的第三人到底是谁呢?
艾西感到自己已抢先麦涛一步，非常接近真相了。可越是这样，他反而越是什么都不想说了。
曾几何时，他忽然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告诫自己，把所知的一切说出来，争取警方的资源，不是更有利于抓获凶手吗?
难道自己就真的那么唯利是图，一心想亲自抓获凶手，扬名四海?
他欣赏麦涛，愿意和麦涛做好朋友，难道连这点资源都不愿意和他共享吗?
不!他的灵魂深处作出了回答。
告密者既是凶手的兄弟，也是凶手罪行的揭发者，但同时又是一个扭曲的保护者。
假如这个保护者的身份被警方知晓，警察自然会加紧对他的审查，而他也立刻就能理解是艾西出卖了自己。
说到报复，艾西并不担心，他担心的是，告密者也许会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会供出自己的兄弟，还是干脆咬紧牙关?
这个问题谁也说不准。
艾西知道明天上午还有一次和告密者见面的机会，他将利用这个机会挖出告密者口中更多的线索。
当然，选择这个做法，就等于和时间赛跑。因为逍遥法外的凶手，很可能会再次行动。
与时间赛跑，他还真是毫无信心……
3
与时间赛跑的，除了艾西，还有水哥。
水哥又名方茗，或者称方医生、方法医。不管他叫什么，作为人类，他其实是同一个人。
这样的存在形式，就好像是一个人被克隆了，只不过克隆的并非躯体，而是身份——从宗教意义上来说，也算是灵魂。
以往的不少影视和文学作品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夸大这种克隆出来的意识，就像双重和多重人格障碍那样，当患者表现出不同的人格时，他的嗓音、他的姿态，甚至他的躯体和肌肉都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化。实际上，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写下这样的作品或剧本的人，并没有见过真正的人格分裂状态。
这样的男性患者，第二人格是女性，他会发出女人的声音来，反之亦然。这只不过是一种夸张的表现而已，就好像每个人都存在假声一样。有些人会用自己的假声唱歌，而有些人则不会，但这不等于他们没有，而只是不会使用罢了。声线本身就存在变化，而不同的意识层面，所能调动的部分也就有所区别。
至于姿态、穿着这些外在表现，则更好解释了，而肌肉的变化则纯属无稽之谈。
水哥(姑且就这么称呼他吧)是个男人，他的第二人格还是个男人，因此就表现得不那么夸张。他还用同样的嗓音说话，只是由于记忆的不同，说话的风格和语调有些不同而已。
作为法医的时候，他显然找到了自信，言之凿凿，公事公办，给人以严谨办事的印象。
而作为方茗的时候，这些自信心消失殆尽。这也不足为奇，因为他忘记了自己身上发生的悲剧，而形成了另一些新的记忆，或者说是幻觉。他认为自己杀掉了妻子。这举动虽然被艾西判定为误杀，可方茗连这个记忆也含混不清，并且找不出合理的解释来。
人活着，除了吃喝拉撒睡这样满足最基本生存条件的欲念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念，那就是寻求解释。
人类是要不断寻求解释的，这个现象学术上称为“合理化”原则。
人类寻求合理化而改变自身精神状态的事例比比皆是。艾西曾将有信仰的人分成三类：第一类人很好理解，往往是受过刺激或精神空虚的人。他们笃信宗教的理由很简单，完全是在寻求精神寄托。在中国是这样，在西方则还包括那种因为家庭传统所以继承信仰的人士，这一类人的信仰比较纯净。
第二类人也好理解，并且非常常见，那往往是一批有权、有钱或有地位的人，他们害怕失去这些钱、权和地位。中国有个词说得很好——“一无所有”，西方对应的词汇是——“nothing to lose”(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就是一无所有)，所以什么都没有的人，并不害怕失去，而拥有的人才会害怕。因为害怕，他们才有所信仰。更何况在追求权力、金钱和地位的路途上，他们很可能做过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寻求宗教的庇护，就是合情合理的选择了。他们祈求超人力量的庇护，害怕失去，更害怕遭到报应。就算报应也好吧，至少不要现世报，来世再说吧。这些人的信仰不那么纯净，更为功利化。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类人。他们没钱没势，是最普通的小民，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信仰。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什么都没有，不断地经历着挫折和苦难，人们就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疑惑：为什么别人的父母那么有钱，而我的父母没有?为什么同学可以一次面试通过，而我却找不到工作?为什么领导看上了那个家伙，给他升职，而忽略了我?为什么我得了老年病，而别人就很健康?环绕我们的一生，这种寻求解释的问题比比皆是，可问来问去，始终没有一个人能解释这些疑问。于是寻求宗教的力量来解释我们现在困顿的生活，就成了一种最合理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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