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单细胞真核生物，纤毛虫比酵母更大、更复杂，有1.2万～1.5万个基因，和无脊椎动物的基因数相当。果蝇大约有1.4万个基因，蠕虫有1.9万个，开花植物有2万～2.5万个，河豚、老鼠和人类的基因数差不多，在5万～10万之间。当然，人类的基因数目前还只是一种推测，而最新的推测则比这个数字更低，是3万～4万个。
不比老鼠多，甚至比老鼠还少，不知道其他人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这时候就有人要站出来维护人类的地位了，他们说：“人类基因数比一些脊椎动物还要少，说明人类进化得更加成功，因此也就更为节省基因了。”
当然，这种非常具有自我吹嘘特性的理论，置之一笑也就是了。
3万～4万种基因很少吗?不，其实复杂性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基因来体现。蜜蜂还有社会性呢，何况是人?
由如此众多的基因所构成的可能性实在是千千万万，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排列组合。
然而告密者却是个例外。他采用的策略实在是简单得要死，就像流感病毒的“吸收我”、“复制我”、“设一个保护层”、“打喷嚏”那样直截了当。事实上他想的还没有那么多呢!
他想得到艾西的帮助，或者说一个心理学者或精神病学家的帮助，仅此而已。所以当面对他的时候，告密者表现得很正常，而对于其他人，他是惯于装疯卖傻的。被带到警察局之后，他就从来没有正常地和人交谈过，这也是警方拿他没辙的原因。你能把一个疯子怎么样?吊起来打一顿吗?哦，这可不是设有死刑的年代，也不需要拷问恐怖分子的手段。
告密者虽然年轻，却也是读过些书的，至少看过电影。时下不少作品常拿精神不健全人士说事，因此他多多少少也从上面看到了一些值得模仿的东西：他不开口讲话，只是直愣愣地看着别人，黑白颠倒，不正常吃饭。也许这些在敏锐的病毒学家面前撑不了太长时间，但糊弄一般人绰绰有余了。
贵在坚持嘛!
这已经是他被抓起来的第三天了。起初警察们还不相信，哪有这样的好事啊，劫持了人质就开始装疯卖傻，照这么做，所有的凶手都是精神病了。然而两个昼夜过去了，他的表现依旧不同于常理，这就渐渐地打消了人们的怀疑。留着他自生自灭吧，他们想。当然他们不能真的这么做，可在眼前连出大案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得不想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要有人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管是疯了还是傻了，移交给相关部门就算结案。
又何况，受害者家属及单位并未提起诉讼，这案子看似也没有公诉的必要了。
告密者因此而得了逞。
但是他也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问题：艾西当真愿意和他合作吗?
这他可猜不透。他还没有足够的人生阅历来分析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更别说他还谈不上了解艾西的为人。然而他却知道，假如艾西不合作，那这事也只能拉倒算了，他没有机会再去求助下一个人了。
为此，他的思想就更为简单——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说服艾西。
可是当他被警察带进办公室与艾西面对面的时候，他的心开始往下沉。
艾西，这个中等身材、既不算帅气又不算丑陋、既不乖张又不面善的家伙，跟昨天完全一样，仿佛不曾发生过任何事那样，见到他，缓缓地站起身，请他坐下，然后掏出一支烟递过来：“抽吗?反正我想抽一根。”
于是，告密者接过烟，艾西凑上前为他点上火。
艾西什么表情都没有，既不高兴，也不惊讶，更不恐惧。点上烟，他回到办公桌后的转椅上坐好，就那么看着告密者，一语不发。
告密者不懂得谈判的策略，不过他了解，越是让人捉摸不透的人，就越是难以对付的人。
两人僵持了好一阵子，艾西慢条斯理地喷了个烟圈，说：“朋友，你打算保护你那不成材的兄弟到什么时候?”
告密者一惊，转而又释然：“哦?你已经知道了!我果然没有找错人。”
“嗯，这不难猜。”
“那么，现在你愿意帮助我了吗?”
“帮助?”艾西冷冷地哼了一声，“我不懂这种事该如何提供帮助。我认为你的兄弟应该被判死刑。”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既然咱俩的想法一致，那就好办了。我现在请外面的警察进来，你把实话告诉他们，然后大家一拍两散。如果你愿意带着他们去抓人呢，绝对是立功赎罪;如果你不愿意，也没什么亏吃。”
“你就是这么劝说别人的吗?”告密者反问。
“哦，对于工作，我有我自己的步调。”
“哦。”告密者紧接着说，“你说得对，凭他的所作所为，他应该被枪毙才对。不过，那是因为现在的他做了许多错事。”
“嗯?你想表达什么?法律不讲什么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像历史没有假设一样。你能想象没有希特勒和斯大林会怎样吗?提出这个问题很简单，回答这个问题却非常困难。你的兄弟杀了人，还不止一个，这是非常单纯的事实。”
“可那是因为他有病，他不正常。如果你帮助他，也许能拯救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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