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里，肖天明立刻说：“就算孙刚乘坐凶手的出租车有些不符合常理，但赵丽确实也是坐着同类型夏利出租车后消失被害的，难道这仅仅就是一种巧合?我觉得出租车司机是凶手的可能性仍旧是最大的。”
司马局长说：“唐佳与赵丽同为陪聊女，两人有可能相识，但未必就知道赵丽会在案发当晚下班后和别人4P，更无法确切知道结束时间。那为什么出租车司机会准时出现在陈君楼下呢，难道他通过唐佳指点熟记赵丽相貌后，一直跟踪尾随，并时刻准备着。准备着赵丽上车之后再实施谋杀?这种说法难道不荒唐可笑吗?唐佳既然认识赵丽，应该熟知其正常的行踪轨迹，完全可以找一个相对宽松的时间段进行谋杀，有必要非选择在4P的当天吗?即便是出租车司机和唐佳都等不及了，不作案就手心刺挠，而且唐佳也预估出了陈君的早泄时间，并叫出租车司机去楼下等待。但你们想到没有，赵丽是一个女学生，晚上去人家4P调节人家夫妻关系，随身能带多少钱，她又不是那个开修配厂的孙刚。凶手仅仅是为了这几个钱，就大费周章地跟踪等候，完全说不过去啊。”
第十章 心因性动机
听过司马局长的分析，我们也觉得，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出租车司机凶手，那么他的行为确是十分让人费解，前后充满了逻辑性矛盾。
难道之前的一切推测都是错误的，所谓的那辆红色出租车完全就是随机出现的，与本案根本毫无关联?可是，三名死者又的确被一条共同的引线所串联，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总不能也是一种巧合吧?
截至目前，三起案件都没有丝毫头绪，只能继续深入排查在两期捆绑案件发生当晚都曾出现的红色夏利出租车了。同时，结合司马局长对捆绑这一反常行为的分析，我们请来了性心理学方面的专家进行验看。
专家在看过现场照片后，告诉我们，根据绑缚尸体结锁的外形来看，这仅仅是普通的绑缚，不具有任何性虐的指向性意味。
听过专家的话，我们都陷入了沉思，如果两起案件中的绑缚行为不具有性虐待的指向，为何凶手要采取这样的方式呢?他的心因性动机又是什么呢?
司马局长想了想，说：“尽管专家说两起案件的绑缚结锁形式不具有性虐指向，但未必就一定代表凶手没有这样的心理。人的心理具有长期累压之后的突变性，如果凶手经历过某种重大刺激或者挫折，突然激发了长久以来的隐藏心理症结，导致这种症结放大变异，或许在行为上具有一定的倾靠和实践。所以，即便他之前并不掌握性虐的一些常用手段和方法，比如绑缚的位置、结锁的形式，但他仍旧会按照其内心的需求去采取类似的方式去实施。或许在我们外人眼里完全是一种巧合。甚至是截然不同，但对于案犯本身，他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满足了自己的这种心理需求。
“我看过一些相关的心理学书籍，提到过这种性虐待，大概是说，虐症病人向所爱的性对象施加肉体上的痛苦和心理上的折磨，从而获得性满足。这种变态心理是不分男女的。我就在想，本案中的出租车司机或许真的就是随机偶然地出现了，根本与案件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真正的作案者是另有他人。”
肖天明说：“赵丽、孙刚和唐佳三人之间有着共同的串联关系，如果您的推测是正确的，他们三个人必定与凶手存在着性方面的某种隐秘联系。但是，为什么统计的死亡方式确实强奸而未经捆绑?这样一来，这个串联的引线，在唐佳的身上就莫名其妙地断了。”
司马局长说：“为什么三个人就必须穿在一根引线上，你这样说，也就意味着凶手是按照这个引线去实施谋杀的，说明凶手是一个人。要知道，虽然孙刚曾经和唐佳在死亡当晚发生过性关系，但是现场勘验中，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孙刚因被暴力袭击而遗留的任何迹象，难道他就不能顺利地离开现场吗?或许，凶手仅仅是针对赵丽和孙刚，那个唐佳完全可能就是突如其来的闯入者，是我们想当然强加进本案中的一个人物，尽管她也死亡了，但有可能是在同一个空间和时段内的其他案件受害者。还记得二君山案吗，两个人以同样的方式死在同一个山洞，却是三名凶手以不同的动机和手段进行杀害，彼此之间毫无关联。”
听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一直被我们忽略的细节，孙刚是在冻死后被人在腹部刺了一刀。既然凶手的目的就是杀人，可为什么要在孙刚冻死之后再补上一刀?这么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里面吗?
司马局长点点头：“有道理，咱们确实疏忽了这个细节，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肖天明说：“如果是性虐待，凶手可能会有摧残死者尸体的主观故意。”
听肖天明说完这句话，司马局长似乎很受启发，慢慢地说：“主观故意，主观故意……”
他将这四个字重复了好几遍，突然说：“不对，我突然意识到，咱们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一个巨大的主观性错误，凶手的绑缚行为未必就一定带有性虐的倾向。
“前两起案件最明显，也是最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都对被害人实施了绑缚行为。也正以为这个特殊之处，才让咱们想当然地认为凶手具有施虐型人格，或者说有着性虐心理。可正因为咱们太主观了，也就忽略了那些看起来不是很明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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