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至此，我一页一页，重新查阅这三名少妇的资料。
第一名少妇孙洋，中学美术老师，老公是某厂采购部业务员。
第二名少妇唐亚琳，在地下商场做买卖，老公是赴韩国劳务输出的人员。
第三名少妇崔秀芳，物价局普通科员，老公是一名刑警。
她们均为普通市民，一切似乎都很平常，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
屋内极静，纸张逐页翻过，发出轻轻的刷刷声。受害人的生前彩色照片，逐一出现在眼前。台灯光线昏暗，恍惚中，她们的脸孔彼此叠印重合，竟似完全一个模样。
突然，桌上的手机嗡嗡振动。我吓了一跳，急忙伸手抓过，显示进来一条短信，是陆超发来的，说女儿一直在哭着要妈妈，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家。
我皱皱眉，刚要回复，猛地又停住，我脑中灵光一闪，终于知道三名少妇有着什么共同点了。
老公!她们的老公有问题!
三名少妇的老公工作性质非常相似，都是常年在外奔波，至少也是多日不能回家。而高中男生和老年妇女的背景则很普通，没有发现任何关联性。
凭着直觉，我不相信这仅仅是一种巧合，似乎凶手是在有意识地寻找这类目标，而中间穿插的那两名死者……
我有点不敢往下想了，我意识到，他们可能是凶手故意放出的烟雾，试图掩盖其真正的目标选择。
我当即将这一猜测上报专案组，并将所有材料逐一列出。
司马局长想了想，慢慢地说：“如果真如你所说，那么接下来要是再发生第六起刨锛案，受害人则绝对不会是少妇，而应该是凶手随机选择的普通人。也就是说，还会出现一个倒霉的，成为凶手的烟幕弹。”
我说：“没错，下一个受害人肯定不是少妇，但第七个肯定还是少妇。”
可是除了司马局长，所有人都对我的猜测表示质疑。因为按照我的推论，如果凶手是有意寻找这类作案目标，那就意味着，凶手对死者的家庭状况比较了解，知道其家中男主人常年在外，并且有着极深的矛盾，但根据之前排查结果显示，三名少妇死者的社会关系极为简单，本人和配偶都没有发现与人结怨。
还有一点无法解释，三名少妇彼此素昧平生，查不出她们之间的交集。举个例子，我认识王二、张三、李四，而这三个人却彼此不认识，但他们偏偏都是脚气病患者。
凶手要在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家庭中寻找适合的作案目标，并在短短两个月内完成全部罪行，这简直就是巧合中的巧合，奇迹中的奇迹，概率极小，难度极大，应该是长期谋划而形成的。同时，还要故布疑阵，随机选择其他人进行击杀。可是问题在于：凶手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司马局长和省厅刑侦、技侦总队协助我们的几名同志商量了一会儿，最终还是选择相信了我的推测。
司马局长说：“在目前没有任何线索的条件下，不应该轻易否定桑佳慧的推测，或许这还是一条打开突破口的捷径呢。但是，我还要补充两点，推测终究还是推测，巧合总是无处不在的。而且，这三名少妇的配偶均是常年在外的事实，似乎仅仅是种表面现象，其中一定还隐藏着没有被我们发现的共通点。刚才我和省厅的几位领导研究过了，从现在开始，在一方面保持布控蹲守警力不变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全力调查三名死亡少妇，力争在她们身上挖到那个隐藏着的共通点。”
说完这些，司马局长还颇为促狭地看着我们，慢慢地说：“丈夫常年在外，妻子独居在家，最容易引发的事情应该是红杏出墙。刑警的工作性质特殊，大家做到心里有数，尤其是你们这些小年轻的。”
很快，他的面色回复严肃，又说了一句：“同志们，我不希望用第六起案件来证明桑佳慧的推测。大家玩命儿吧。”
在这次会议上，技术人员又汇报了关于凶器的相关检验结果。
通过对死者创口测量，提取微量遗留物并进行综合比对，我们发现五起案件共使用了三种凶器，分别为羊角锤两次、锛子一次、榔头两次。下一步也要全力寻找凶器来源，对本市木工工具售卖店进行拉网排查，对全市木工尽最大可能进行摸排。
案情分析会后，我们分出部分警力对三名少妇展开了细致调查。同时，继续加大对前科劣迹人员的跟踪布控，重点掌握疑似人员的近期活动轨迹。
在移动、联通、电信等多家运营商的配合下，我们尽可能地将死者的手机和小灵通上的全部通话、短信记录调取出来，逐一进行审查比对，没有发现任何相同的记录。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号码是同时出现在两名以上死者手机中的。
通过对死者配偶、亲属、同志和邻居的大量走访，我们了解到她们平时都有上网聊天的习惯。但这也属正常，尤其是独居在家的人，难道凶手会是通过这一点接近的死者吗?
为了验证这一推测，在深圳警方的大力协助下，我们从腾讯公司调取了死者QQ历史聊天记录，逐天逐人进行比对分析，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疑点。
莫非我们的侦查方向错了，凶手真是随机选择作案对象，三名少妇偏巧都是配偶在外?
第五章 “戴……黑帽子，看不……清脸，身体很……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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