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赛纳并未干涉编辑方面的事。一切运作如常，只是预算稍微多了些。一股新希望在编辑团队间蔓延开来，有时候连布隆维斯特都觉得自己终于有时间专注于新闻报道，无须再为财务烦恼。可是后来，差不多就在他开始受抨击那段时间，气氛变了，赛纳集团开始施压。布隆维斯特怀疑他们开始见缝插针，干涉杂志社事务。
雷文宣称杂志社当然应该继续保留深入追踪、深度报道、热切关注社会议题等特色，但也不一定非得清一色刊登关于财务舞弊、违法行为与政治丑闻的文章。据他说，写写上流社会、写写名人与首映会也可以是精彩的报道。他还兴致勃勃地谈论美国的《浮华世界》和《君子》杂志、盖伊·塔利兹与他的经典报道《法兰克·辛纳屈感冒了》，还有诺曼·梅勒、楚门·柯波帝、汤姆·沃尔夫这一大堆人[2]。
其实布隆维斯特对此毫无异议，至少暂时还没有。六个月前他自己也写过一篇关于狗仔文化的长文，只要能找到一个严肃的点切入，不管写什么无足轻重的主题，他大概都愿意。事实上，他总说要判断一篇报道的好坏，关键不在主题，而在记者的态度。没错，令他不满的是雷文话中有话：一场长期抗战式的攻击已经开始。对赛纳集团来说，《千禧年》就跟其他杂志一样，是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直到开始获利——并失去特色——为止的一份刊物。
因此星期五下午，一听说雷文请来一名顾问，还要求做几份消费者问卷调查，星期一进行分析报告，布隆维斯特直接就回家去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或是坐在桌前或是躺在床上，构思着各种慷慨激昂的讲稿，说明为何《千禧年》必须忠于自己的理想愿景：郊区里动乱纷起、有一个公然支持种族主义的政党进驻国会、人民心胸愈来愈褊狭、法西斯主义抬头、游民与乞丐随处可见。有太多地方让瑞典变成一个可耻的国家。他想出许多优雅崇高的字眼，幻想着凭自己如此中肯而又具说服力的口才，一次又一次征服人心。不止编辑团队，就连整个赛纳集团也将如大梦初醒，决定团结一致追随他的脚步。
然而头脑清醒后他便领悟了，如果没法从财务角度得到大家的信任，这些话就毫无分量。金钱万能、废话无用，简单说就是这样。最重要的就是杂志社得维持下去，然后才能着手改变世界。他开始纳闷自己能不能设法弄到一个好题材。若有可能揭发重大新闻或许还能激励编辑团队的信心，让他们把雷文的问卷调查和预测全都抛到九霄云外。
布隆维斯特挖出了关于瑞典政府庇护札拉千科这桩阴谋的大独家新闻之后，俨然成了一块新闻磁铁，每天都会收到有关非法行为与可疑交易的爆料。老实说，这些大多都是垃圾，但偶尔——只是偶尔——也会冒出惊人的故事。一起普普通通的保险事件或是一桩不起眼的人口失踪案，背后可能隐藏着什么重大意义，谁也说不准，必须有条不紊、敞开心胸、细细检视，于是星期六早上，他就坐在电脑和笔记本前面，小心审阅手边所有的资料。
他一直看到下午五点，也的确发现了古怪之处，若早在十年前他肯定已经风风火火展开行动，但如今却激不起丝毫热情。这是老问题了，他比谁都清楚。在一个行业里待了二三十年，一切多半都摸熟了，就算理智上知道某条新闻应该可以写出一篇好报道，可能还是兴奋不起来。因此当又一阵冰雨狂扫过屋顶，他停下工作，改读起伊丽莎白·乔治的小说。
这不只是逃避心理，他这么说服自己。有时候当心思被另一件截然不同的事情占据，反而会蓦然冒出很棒的点子，一块块拼图可能会在瞬间拼凑到位。不过他并没有想到任何更有建设性的东西，只觉得应该多像这样优哉游哉地看些好书。到了气候更加恶劣的星期一早上，他已经很起劲地读了一本半乔治的小说，外加三本老早之前胡乱堆放在床头柜上的过期《纽约客》杂志。
此刻的他正端着卡布奇诺坐在客厅沙发上，望向窗外的暴风雨。他一直觉得又累又懒。过了好一会儿，他猛地站起身来，好像突然决定振作起来做点事情，随后穿上靴子和冬装外套出门去。外头简直就像人间地狱。
又冰又湿的强风猛烈吹打着，寒意彻骨。他匆匆走向霍恩斯路，铺展在眼前的这条路显得格外灰暗。整个索德马尔姆区仿佛都褪了色，空中甚至没有一小片鲜艳的秋叶飘飞。他低着头、双手抱在胸前继续前行，经过抹大拉的玛利亚教堂，朝斯鲁森走去，一直走到约特坡路后右转，然后照常钻进Monki服饰店和“印地戈”酒吧之间的大门，再爬上位于四楼的、绿色和平组织办公室正上方的杂志社。他在楼梯间就已经听到叽叽喳喳的说话声。
楼上人异常得多，除了编辑团队和几位主要的自由撰稿人，还有三个赛纳的人、两名顾问和雷文。雷文特地穿了较休闲的便服出席，看起来已经不像高层主管，还学会一些新用语，譬如开朗的一声“嗨”。
“嗨，麦可，一切还好吧?”
“这得看你了。”布隆维斯特回答，倒不是有意表现得不友善。
但他看得出来对方把这句话视为宣战，于是他僵硬地点点头，走进去坐下。办公室里的椅子已经排列得像个小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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