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我听说了。”
“有人跟我说他是个内向而又难相处的人，有点像机器本身，有时候还有人会开玩笑说，他的整个脑子里只有逻辑电路。可是和我通话时，他充满了感情，老实说我大吃一惊，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你听到手下一个最强悍的警员哭泣一样。我记得我当时心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不是我们那时候在谈的事。”
“听起来没错。他终于接受了自己受到严重威胁的事实。”包柏蓝斯基说道。
“不过他那么激动也不是没有道理。他儿子的画似乎好得异乎寻常，这在他那个年纪非常罕见，就算是‘学者’也不例外，尤其他还具备卓越的数学能力。”
“数学?”
“正是。据鲍德说，他儿子也有数学才能。这个说来话长。”
“什么意思?”
“因为我非常惊讶，但说到底，可能也没那么惊讶。我们现在知道‘学者’都有遗传基因，而且这位父亲之所以是个传奇人物，都要归功于他高深的演算能力。只不过……艺术和数字的天分通常不会并存于这些孩子身上。”
“这肯定是生命的美好之处，偶尔就会冒出一个惊喜来。”包柏蓝斯基说。
“是啊，督察长。那么我能够帮上什么忙呢?”
包柏蓝斯基将索茨霍巴根发生的一切回顾一遍，忽然想到凡事还是小心为上。
“我只能说当务之急就是需要你的协助与专业知识。”
“那孩子是命案的目击证人，对吧?”
“对。”
“你希望我试着让他画出他所看到的?”
“对此请容我稍作保留。”
艾铎曼教授站在布达佩斯的柏斯科罗饭店大厅。这里是个会议中心，距离波光粼粼的多瑙河不远，内部装潢有如歌剧院，有华丽的挑高天花板、旧式圆顶与梁柱。他本来殷切期盼着这个星期的聚餐与学术发表，现在却焦躁地用手梳着头发。
“可惜我没法帮你，明天早上我得发表一场重要演说。”他这么对包柏蓝斯基说，而这也是事实。
他已经为这场演说准备了几个星期，而且将要和几位杰出的记忆专家进行激辩。因此他向包柏蓝斯基推荐了助理教授马丁·华格施。
可是一挂断电话，与手拿三明治、来到他身旁停下的莲娜·艾克互看一眼后，他便感到后悔，甚至开始忌妒起年轻的华格施。他还不到三十五岁，相片总是比本人好看太多，最重要的是他就要出名了。
艾铎曼的确不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警探在电话上语焉不详，很可能是担心被窃听，但他还是捕捉到一个大概。那个孩子很会画画，而且目睹了命案。这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艾铎曼愈想愈烦躁不安。他这一生还能发表许许多多重要演说，却再也不会有机会在这种层级的命案调查中发挥作用。而且看看他如此轻易便转让给华格施的任务，肯定比他在布达佩斯这里参与的一切都要有趣得多。谁知道呢?或许甚至可以让他跻身名人之列。
他想象着报纸的标题：《杰出神经学家协助警方侦破命案》，或甚至是《艾铎曼的研究使得命案调查有了重大突破》。他怎会蠢到这个地步拒绝了?于是他拿出手机打给督察长包柏蓝斯基。
包柏蓝斯基和茉迪好不容易在斯德哥尔摩市立图书馆附近找到车位停妥后，刚刚过马路。天气仍然十分恶劣，包柏蓝斯基的手几乎冻僵了。
“他改变心意了吗?”茉迪问道。
“对，他要把演说延期。”
“什么时候能到?”
“他正在查看时间，最晚明天早上。”
他们正要前往斯维亚路的欧登儿童与青少年医学中心去见林典主任。这次会面只是要针对奥格斯的作证谈妥一些实务安排事宜——至少包柏蓝斯基是这么想。但尽管林典还不知道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在电话上已经出奇地不配合，他说孩子现在“完全”不能受打扰。包柏蓝斯基可以感受到一种下意识的敌意，应对时口气也不怎么好。一开始情况就不太乐观。
出乎包柏蓝斯基意外的是，林典并非高大魁梧的人，他身高顶多一米五出头，一头可能染过的黑色短发，老是抿着嘴唇。他身穿黑色牛仔裤、黑色套头毛衣，一个小十字架用缎带挂在脖子上。他透着些许神职人员的味道，显露的敌意真真切切。
他一副高傲的神态，让包柏蓝斯基不禁想到自己的犹太血统——每当面对这种敌意与优越感，他就会这样联想。林典想要证明自己高人一等，因为他优先考虑到孩子的生理健康，而没有将他交给警方处置。包柏蓝斯基别无他法，只能尽可能和善以对。
“幸会。”他说。
“真的吗?”林典回道。
“当然，很感谢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愿意见我们。若不是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真的不会这么冒失地跑来。”
“我想你们是希望和那个孩子面谈吧。”
“这倒不是，”包柏蓝斯基回答时不再那么客气，“首先我必须强调我现在说的话绝不能让第三者知道。这涉及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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