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站长看到死在地上的三条洋平，也傻了眼，听完医务兵的讲述后，他气得在地上直蹦，“小吕啊小吕，你咋……你让我说你什么好!这下怎么向情报部交代?”
周保中慢慢抬起头，颓丧地叹着气，“延安情报部总说我们东北抗联军打仗是把好手，搞情报是门外汉，连泽田同志也这么说。我一直不服气，就想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现在可好，非让他们把大牙笑掉不可，搞不好还得受处分。”
吴站长看了桌上翻译出来的密信后问周保中：“周军长，这信是怎么回事?”
“那是三条洋平的老爹三条木临死前给他的遗嘱，说三条洋平不是他和日本妻子的儿子，而是与中国女人黄淑凤生的。当时生了双胞胎，三条洋平只是其中一个。”小吕连忙解释。
听了这话，吴站长又看了看信，然后就在屋内转圈。周保中不耐烦地说：“老吴，你别转圈了，我脑袋都晕了!”
吴站长点点头，“在道河村黄淑凤家窗前时，我也偷听到了他们的一些对话。那么就是说，三条洋平的父亲三条木当年在中国认识了那农妇黄淑凤，而且还生下双胞胎孩子，一个被三条木带回日本，另一个还留在中国。从这个白纸条来看，这个留在中国的孩子就在哈尔滨开拓医学院谋差事。三条木希望他们母子兄弟团圆，而三条洋平显然不是来团圆的，他是个典型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被东条英机等人洗过脑，为自己有中国血统感到非常耻辱。所以他亲自大老远地从哈尔滨来到道河村，就为了亲手杀死这个让他丢脸的中国母亲和中国兄弟。”
“真是吃饱了撑的，要想杀掉一名农妇，还用自己动手吗?随便找个心腹不就行了?”小吕有点不理解。
吴站长说：“这不是小事，以三条洋平这么谨慎隐忍的性格，肯定信不过任何人，除非他自己动手，而且他还想亲眼看看这个令他蒙羞的中国母亲和兄弟。”
周保中想了想，又问：“三条木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去年，也就是1944年。”吴站长解释说。
小江忍着手指的疼痛问：“我们还是想想该怎么向情报部和社会部交差吧。唉，我这手指也白挨咬了。”
周保中毕竟只是个领兵打仗的将军，在这种事情上没什么经验，只好望着和小吕同是中央情报部侦察员出身的吴站长。吴站长沉吟片刻，说：“先别通知中央，小吕、铁柱，你们俩立刻和我再回道河村，我有些话要问问那个农妇黄淑凤。”周保中早就没了主意，只有点头的份儿，只嘱咐他们深夜别打扰百姓，同时小心可疑人员跟踪。
小吕和那名懂日语的军人长贵立刻领命，每人各带上两把匣子枪，跟着吴站长出了山洞，在红衣人的带领下顺原路走出西二道沟，刚出树林就看到那辆载着薄板棺材的马车还停在原地，两匹马正乱啃着地上的青草。三人大喜，连忙扔掉车上的空棺材，乘马车星夜向道河村驰去。
不到两个小时，又回到了道河村附近的小树林，三人将马车藏在树林里，徒步向村北头的黄淑凤家悄悄摸去。天黑沉沉的像锅底，他们来到黄家后院时，借着月光看到黄淑凤正在后院里用铁锹挖坑，边挖边低声哭着。吴站长、小江和铁柱慢慢靠近院墙，黄淑凤抬头看到有三个人影站在墙外，吓得“啊”地惊叫。
“黄大娘，是我，吴站长!”老吴隔着栅栏低声喊道。
黄淑凤哆哆嗦嗦地爬起来，后退了几步，手里还握着铁锹，“你们、你们咋又回来了?”
老吴说：“黄大娘，我们有点事想问问你，能让我们进去说话吗?”
“别、别进来，我一个孤老婆子，你们想干什么?别进来!”黄淑凤下意识地紧握手中的铁锹，哆嗦得像摸了电门。
铁柱笑了，“大娘，您别怕，我们是东北抗联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你也是知道的。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你说，你先把栅栏门打开，省得我们翻墙进去。”
黄淑凤当然明白他的意思，这栅栏是用粗树干编成的，只能挡住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小猫小狗，对这几个壮汉来说形同虚设。对方没有翻墙进去，已经是给足面子了。她也知道对方是抗日的部队，但一想到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心里就哆嗦。她还在犹豫，老吴左右看了看，怕被人发现，干脆说道：“黄大娘，刚才我们抓走的那个日本人三条洋平，他已经死了，你要是想知道原因，就赶快开门，我们进屋去谈，不然我们就走了!”
“啊?你们说什、什么?”黄淑凤一屁股坐在地上，差点儿昏过去。小吕表情严肃地说：“你先把栅栏门打开。”
黄淑凤再不犹豫，连忙上前把锁住栅栏木门的锁头打开，四人一道进了屋。黄淑凤刚把屋门插好，就回头焦急地问：“他、他怎么死、死了?”
老吴坐在炕沿，把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再把那张翻译好的信纸递给她。黄淑凤听得面如死灰，看着信纸上的字，半晌无语，突然间放声大哭起来。
小吕怕被外面听到，连忙上前去捂她的嘴，老吴伸手拦住，示意他别管。黄淑凤也知道这样不妥，但悲从中来，只好自己捂着嘴，哭声仍从指缝里挤出，眼泪流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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