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是这样。”
“那么马提亚去哪儿了?”格兰特问。
“我不知道。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爸爸的葬礼上。我回到了那幢别墅，他把那封信给了我。当意识到他其实一直都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时，我感到很沮丧。我既生气又伤心，他和爸爸两个人居然串通起来，这些年一直不让我和你们有接触的机会。我离开的时候告诉他，我再也不想见到他。我甚至还不知道他们离开了博斯克拉塔。”他略微耸耸肩，“他们一定是闹矛盾了。我知道剧团的其他人一直有意见，因为马提亚总是拿大头的钱。事情一定是闹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然后有人被杀了。”他摇了摇头，“太糟了。”
“那么贝尔呢?你觉得她为什么会死?”
来到这儿的一路上，亚当一直在考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他犹豫了片刻，仿佛是在思考所有可能性。“如果贝尔在博斯克拉塔到处打听的话，这个消息可能传到了凶手耳朵里。我知道剧团里有人同当地的姑娘有来往。也许是那位姑娘告了密，剧团里的人就跟踪了贝尔。如果他们发现贝尔要来找我的话，他们会认为贝尔挖得太深了，想要阻止她。我不知道，我猜不出这些人的想法。”
格兰特恢复了与亚当初刻见面时那种深不可测的表情。“你说的很有理。”他说，“一定有人说你长得和你爸爸很像。”他的脸因痛苦而扭曲了一会儿。“关于DNA测试你说得很对，我们还是得尽快做做鉴定。同时，我觉得你该和我们住在一起，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了解你。”他的笑容似喜似忧，“外面的人一定会对你很感兴趣，亚当。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所准备，我们不必每件事都老老实实地告诉外界，我一直相信隐私很重要。”
当外公说出贝尔其实是他那边的人的时候，亚当觉得形势真的很紧张，外公的问题比自己预料的要难回答许多。但是现在，他知道双方都已做了一个决定，一个双方都心知肚明的决定。
此刻，亚当第一次走进自己家门时所带来的那份紧迫感正在消失。
2007年7月13日，周五，格伦罗西斯。
传唤凯伦到“杏仁饼”办公室的最后“通牒”并不完全出乎她的意料。自从苏珊·查尔斯顿发来邮件，通知她那个叫亚当的流浪孩子已经回家之后，凯伦一直没有改变自己对案件的看法。她迫切地想要同布罗迪·格兰特和作为杀人疑凶的他外孙进行谈话，当然在她还没来得及把案情向李斯做汇报之前，就已经得到警告。
她知道，如果把格兰特爵士多年前在海滩上的举动揭发出来，会给自己带来极其不利的结果。意料之中的是，格兰特先发制人，指责她在案件中的关键人物纷纷死去的时候还迫不及待地寻找替罪羊。凯伦不得不接受“杏仁饼”对她进行的关于警队与公众搞好关系的重要性教育。
“杏仁饼”提醒凯伦说，她曾经在不追究嫌犯罪责的情况下解决了三桩悬案。她曾经让悬案组声名鹊起，如果在这件案子中把布罗德里克·麦克伦南·格兰特的名声搞臭，对整个悬案组的声誉会有负面影响。
当她指出亚当·麦克伦南·格兰特可能牵扯两起谋杀案时，“杏仁饼”怒气冲冲地警告她别再管这件与她毫无关系的案子。
几个星期以来，迪斯特凡诺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定期与凯伦保持联系。据他说，贝尔的尸体上有充足的DNA样本可以提取。住在博斯克拉塔的一个少年曾指明，托蒂别墅凶杀案前一晚，与马提亚在一起的人就是加布里尔，也就是亚当。他们发现格里夫集市附近的一座屋子里住着一个符合目击者描述的男子，他们还发现屋子里的DNA与贝尔尸体上提取的DNA吻合。眼下，他们只需要从这个曾经叫做加布里尔·波蒂厄斯的人身上取得DNA样本，就可以正式向检察官提起诉讼了。凯伦帮得上忙吗?
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杏仁饼”最后还是来找她了。理清了思路的凯伦没有敲门就走进了他的办公室。这一次，倒轮到她大吃一惊了。坐在书桌一边，侧身对着“杏仁饼”，正对访客椅的是布罗迪·格兰特爵士。看到神情尴尬的凯伦，爵士笑笑。5月13日，来得还真是时候。
未等“杏仁饼”招呼，凯伦就自行坐下。“你找我，长官。”她没有搭理格兰特。
“凯伦，布罗德里克爵士特意把他外孙关于最近发生在意大利的一些事情的证词给送来了。他认为，由这份证词出发来展开调查最为合理，我也同意。”他一边说，一边冲着凯伦晃了晃手中的几页纸。
凯伦难以置信地看着他，“长官，一个简单的DNA鉴定才是展开调查的基础。”
格兰特凑上来说道：“我觉得你只要读读这份证词就会理解，做DNA测试完全是浪费时间和资源。没必要对一个目击者做DNA测试，他不是嫌犯。不管意大利警方要找的嫌犯是何人，反正肯定不是我外孙。”
“但是……”
“还有一件事，督察。我的外孙和我都不会向媒体透露过去二十二年来他的行踪。当然，我们会公开我俩失散多年后的这次重逢，但是不会有任何细节。我希望你和你的警队尊重我们的意见。一旦有任何消息透露给了公众，我保准会揪出那个泄密的人，并让他对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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