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枪杀。不过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荷兰，用手枪谋杀的案例几乎前所未闻。一个女孩插着注射器死去是一回事;不过如果是两具尸体在一起，其中一具身上还遍布九毫米弹孔，那就完全是另—回事了。那会被当作重案调查的。警察会问讯周围船上的主人，很可能还有人会记得他的脸。他们会向警察描述他的样貌，警察会将它转告给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刑警会将它转告给犹太人。整个西欧的警察局和国家安全部门都会搜捕他。射杀马丁倒是可以干净利索，然而从长远看他却要付出代价。
他回头看看厨房。他记得炉台边的抽屉里有一把大号厨用刀。如果他用刀杀了英奇的哥哥，那看起来会比较像一起激情杀人案或是普通的市井凶杀案。然而塔里克却感到用刀杀人是极其恶心的。还有一个问题，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他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一招致命地杀死对方。疾病已经开始损耗他的身体。他的力量和耐力都削弱了。同一位更强更壮的对手来一场殊死搏斗，那是他最不愿意陷入的局面。他似乎要看着自己的梦想就要为之破灭——破坏和平进程，战胜老对手加百列·艾隆，所有这些都将化作泡影，就因为英奇的哥哥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合时宜的出现。蕾拉选人的时候真该再精心些。
塔里克听见马丁在尖叫。他决定了，杀了他，用枪。
他伸手去拔腰带间的马卡洛夫，却发现消音器没装在枪上。消音器跑哪儿去了?在外套的口袋里，外套在客厅的椅子上。妈的!我怎么可以如此大意?
马丁从卧室里冲出来，面如死灰：“她死了!”
“你在说些什么?”塔里克说着，竭力保持着镇静。
“她死了!我说得还不明白?她用了过量的毒品!”
“毒品?”
塔里克朝外套一寸寸靠近。如果他能从口袋里抽出消音器，再旋在枪口上，下一步至少就可以无声无息地杀了他。
“她胳膊上吊着针筒。身体还是温的。多半是几分钟之前给自己打的针。是不是你他妈的给了她毒品，伙计?”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毒品的事儿。”他立刻意识到，在眼前的情境下自己的语气太过平静了。马丁到来的时候，他曾努力做出不慌不忙的样子，而此刻，对于他妹妹的死，他的表现太过漫不经心了。马丁显然信不过他。他怒号着，穿过客厅扑向他，举着双臂，握着双拳。
塔里克放弃了取出消音器的努力。他抽出马卡洛夫，拉动枪栓，对准马丁的脸，一枪射穿了他的眼睛。
塔里克动作迅速。他做到了一枪致马丁于死地，然而他也料想得到相邻的船上或码头上一定有人听见了枪声。警察也许已经在路上了。他将马卡洛夫塞回腰带里，抓起行李、花束、子弹壳，走出船舱，走上船尾的甲板。夜幕已经垂下来，雪花飘落在阿姆斯特河上。黑暗可以帮助他。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在甲板上留下了脚印。于是他边走边用脚擦去印记，最后一跃跳上岸。
他的脚步迅速，不过很安静。在岸边一个黑暗处，他将行李抛进河里。几乎听不见水花溅起的声音。即使警察发现了行李袋，其中也没有足以暴露他行踪的线索。等到了安特卫普，他可以新买一套换洗衣服和箱子。接着他想，只要我还能到得了安特卫普。
他沿着绅士运河向西穿过城区。有一刻，他想要放弃袭击计划，径直去中央车站，逃离这个国家。摩根索夫妇都是软柿子，政治价值也不高。凯末尔之所以选择他们，是因为刺杀他们很容易，而塔里克也可以以此给和平进程施加压力。然而此刻，由于船上的恶劣事故，被捕的危险戏剧性地增加了。也许取消一切行动是最佳选择。
他前方有一对海鸟从运河水面上飞升起来，振翅高飞，它们的鸣叫在岸边的房屋间回响着。一时间，塔里克仿佛又成了一个八岁的儿童，正光着脚奔跑在西顿的难民营里。
那天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来了一封信，是寄给塔里克的父母的。信里说穆罕默德·阿尔·胡拉尼在科隆被杀了，因为他是恐怖分子——如果阿尔·胡拉尼家的幼子塔里克日后也成为恐怖分子，那他也难逃一死。塔里克的父亲让他去一趟巴解组织的办公室，问问这封信说的是不是真的。塔里克找到一位巴解组织官员，给他看信。巴解官员读了一遍，把信还给塔里克，命令他回家去告诉他的父亲，信里都是实情。塔里克跑着穿过肮脏的难民营回到家，一路上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崇拜哥哥。他想象不出没有他的生活会是怎样。
还不等他到家，信里的内容已经在营中传开了。过去的几年里，其他家庭也收到了类似的信件。妇女们聚集在塔里克家门外。她们的号哭声、喋喋的嚼舌声同晚间的坎火一并升腾在营地上空。塔里克觉得那声音很像从沼泽飞来的一群鸟。他找到父亲，对他说信里说的都是真的，穆罕默德死了。父亲将信丢进火里。塔里克永远不会忘记父亲脸上的痛楚，以及那种难以言说的耻辱——自己的长子死了，而报信的就是杀手本人。
不，塔里克一边想，一边沿绅士运河走着。他不打算取消袭击计划，也绝不会因为害怕被捕而逃跑。他已经走得太远，所剩的时间又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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