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喧嚣的中午，餐厅里顾客进进出出，侍者的声音此起彼伏，伴着杂乱的脚步声、我听不懂的各种语言的交谈声，几乎没有人发现我的离去。只有哈米德，那个长着一张娃娃脸年纪却不小的小个子跑堂，跑过来问我要不要帮忙提行李。我没有回答，只是摇着头拒绝。出了门就迈开大步走，脚步既不坚定，也不漂浮，更不沉稳，完全不知道该去哪儿，也完全不担心要去哪儿。我记得我曾走过葡萄牙大街的斜坡，都是些零碎的印象，似乎经过了郊区的露天市场，那儿有人声鼎沸的小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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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口、叫卖声、来来往往的长袍。我毫无目的地穿过大街小巷，好几次被身后的汽车喇叭声或是着急的摩洛哥运货人“借过、借过”的喊叫声惊醒，贴墙靠在路边。在这段漫无目的的行程中，我似乎还经过了英国墓地、天主教觉、锡亚琴大街、玛丽娜大街和大清真寺。我一直不停地走，不知道走了多久，丝毫不觉疲倦，也毫无感情，只是被一种奇怪的力量驱使，双腿似乎不属于自己的身体。似乎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走上几小时，几天，几星期，几年，一直到地老天荒。但是我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在浅海滩，当我像鬼魂一样经过西班牙学校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我身边。
“女士，您需要我带您去哪儿吗?”出租车司机的西班牙语混杂着法语。
我当时也许点了点头，或者是我手中的行李让他觉得我要出远门。
“您是要去港口还是火车站，还是要去坐公共汽车?”
“是。”
“是?是什么?”
“是。”
“是去公共汽车站?”
我乂点了点头，对我来说去哪儿都一样，不管是公共汽车站、火车站、码头还是万丈深渊。拉米罗已经把我抛弃了，我没有地方可去，所以任何地方对我来说都一样糟糕，甚至更糟糕。
一个轻柔的声音试图把我唤醒。努力很久后，我终于把眼睛睁开一条缝，身边有两个模糊不清的人影，过了一会儿才渐渐清晰起来。一个头发斑白的男人，面容虽然还有些模糊，模样却依稀让人觉得熟悉。另一位是穿着一身洁白长袍的修女。我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儿，但是视力所及只有高高的天花板和两侧的床铺，屋里弥漫着药味，窗户里照进来大片日光。原来这是一家医院。我还记得自己说的第一句话：
“我要回家。”
“你家在哪儿?我的孩子。”
“马德里。”
两个人影似乎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修女捧起我的一只手轻柔地握 “我想你暂时回不去了。”
“为什么?”我问。
那个男人回答：
“交通已经中断，政府前几天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我并不明白他那些话是什么意思，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听清，因为我马上坠入虚弱的深井，昏睡了好几天。这之后医生让我卧床静养。在得土安平民医院里动弹不得的那几个星期让我有时间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感情，并回顾权衡了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事情在我的生命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但这也只是在最后几天才做到的，因为最初的那段时间，不管上午还是下午，清晨或是探视时间(虽然从没有人探访过我)，甚至护工来送饭我却完全无法进食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哭泣。什么也不想，不反思，甚至不回忆，只是哭。
很多天后，当眼泪终于干涸，再也哭不出来的时候，回忆就如潮水般一寸寸地将我吞噬。我甚至能看见它们在追赶我、纠缠我，排着队从病房尽头的门口进来。病房就像一艘日光下的巨轮，永远都是白昼。鲜活又无法控制的回忆，有的完整，有的零碎，一个接一个冷笑着向我靠近，跳上床垫，爬到我身上。它们无处不在，从耳朵里，从指甲缝里，或者从全身皮肤的毛孔里侵入我的意识，毫不怜悯地用那些我永远也不愿意再想起的形象或片段把我撕碎。
渐渐地，持续不断朝我涌来的回忆大军开始不那么嘈杂，变得安静而犀利。冷静后的剧痛鞭笞着我，让我开始思考这一切，为这八个月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找一个原因。这才是最痛苦的阶段，折磨、煎熬、令人痛不欲生，虽然我不知道它持续了多久，但记得很清楚，是一位不速之客的到访使这段煎熬的时光戛然而止。
在那之前，我一直跟一群产妇、慈善机构的护工和漆成白色的金属床一起度过。每天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会来查房，其他住院产妇的家属会在特定时间前来探视，他们窃窃私语，爱抚新生婴儿，叹息着安慰不幸流产的病人，比如我。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我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没有人会来探视，当然我也没有奢望过。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待在这群陌生人中间，脑海中只有初到时杂乱的零星记忆，夹着深深的焦虑和不安。这么多天来思绪纠缠交错，只忆得起偶尔出现的修女，还有那份急切又带着些许恐惧的愿望：尽快回到马德里。
直到那个早晨，我的孤寂被意外打破了。在一身素白身材臃肿的维尔德斯修女的指引下，那个男人又出现了，很多天前他似乎说过一些关于一场战争的话。
“孩子，有人来看你了。”修女说。她的嗓音像银铃一样清脆，我却从中分辨出一丝担忧。当这位不速之客做自我介绍时，我明白了她的担忧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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