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抗议，紧张且充满恐慌。但是他举起一只手阻止了我，接着说：“我想在马德里，除了跟政治有关的案件和一些极端重案，大部分的警务和司法工作都已经瘫痪了。他们正忙着打仗，我不认为会有人跑到摩洛哥来追踪一个被打字机公司起诉的诈骗犯和被自已亲兄弟控告偷父亲财产的盗窃犯。几个星期之前，这些的确是严重的案件，但在今天，跟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相比，您的官司已经微不足道了。”
“您的意思是……”我犹疑着问。
“您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待在这里哪儿也别去。不要有任何想要离开得土安的企图，老老实实的，别给我惹麻烦。我的职责是负责西班牙保护区的监管与安全，我不认为您会在这方面构成任何威胁。但是，以防万一，我也不希望您离开我的视线范围。不要把这些话理解成忠告或者建议，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您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拘捕，我不会把您投进监狱，也不会对您实施寓所监禁，所以您有一定的活动自由。但是没有我的允许，绝对不可以离开这座城市。清楚了吗?”
“到什么时候?”我没有确认他的要求。孤身一人无限期地留在完全陌生的城市，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所有选择中最坏的一种d
“一直到西班牙基本稳定，也得看它最终的结局。到那时候我再决定。现在我既没时间，也没办法处理您的案子。而您亟须解决的问题就是丹吉尔酒店的欠款。”
“可是我现在没钱……”我说着，又要掉下眼泪。
“我知道，我已经仔细检查过您的行李，也确认过除了凌乱的衣物和一些纸张，您确实什么都没带。但目前您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嫌疑人，在这个案子里您和奥利巴斯处于同样的不利境地。现在我们找不到他，那您就必须对这个案子负全部责任。而我恐怕没有办法为您开脱，因为丹吉尔那边知道您在我手里，他们完全能找到您。”
“可是他把我的钱都拿走了……”我再次泣不成声。
“这我也知道，请您不要再哭了，可以吗?在他留给您的信里，已经公然承认了他有多么无耻，也表明了他想要置您于困境，让您寸步难行。他带走了您所有的财产，给你留下了一个孩子，但是一到得土安，甚至还没下公共汽车您的孩子就不幸失去了。”
我满脸都是茫然，泪水和痛楚、挫败交杂，让他不得不对此作出说明。“您不记得了?是我在汽车站接到您的。我们接到丹吉尔瞥察局的电话，通知您将到达得土安。据说是酒店的一个跑堂向经理报告了您仓促离开的事情，他觉得当时的情形十分蹊跷，值得警惕。发现人去楼空、还拖欠着巨额房费后，他们报了警。警察找到了带您去巴伦西亚那汽车站的出租车司机，并且得知您上了前来得土安的公共汽车。在正常情况下我也许会随便派个手下在那儿等您，但时局混乱，我宁可亲自过问，以免发生任何意外或不幸。我决定亲自到汽车站去等您。刚下车您就晕倒了，是我把您送到这里的。”
我的脑海里渐渐浮现出一些模糊的记忆。那个热得令人窒息的公共汽车站好像是叫巴伦西亚那。车厢内的叫喊声、装着活鸡的篮子、挤在一起的乘客，有摩尔人，也有西班牙人，个个汗流浃背，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然后我突然觉得大腿间潮湿黏稠。到达得土安刚要下车时又觉极度虚弱，有热乎乎的东西顺着大腿根流下来，顿时又惊又怕。刚要将一只脚踩上这座陌生城市的地面，就听到一个带着大檐帽、半边脸被帽檐挡住的男人问：“您是希拉•西罗嘉吗?我是警察，请跟我走一趟!”就在那个时候，一阵无限的疲惫席卷而来，脑子开始发木，双腿再也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我失去了知觉。几个星期以后的今天，我再次面对这个人，仍不知道他究竟是把我推向刑场的刽子手，还是我的救世主。
“维尔德斯修女负责向我通报您的恢复情况。几天前我就想来找您了解情况，但是她们一直不允许，说您仍然严重贫血，还有其他一些症状。但无论如何您现在看上去已经好多了，因此他们允许我今天来探视，我想过不了几天您就可以出院了。”
“那……那我去哪儿?”我的焦虑跟恐惧不相上下。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独自面对未知的现实。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独自做过什么，一直以来都有人在我身边指引着我，开始是母亲，然后是伊格纳西奥，再后来是拉米罗。如果没有一只坚强有力的手紧紧地抓住我，没有人帮我抉择，没有人在身边让我信任和依赖，我简直就活不下去。
“这件事我正在想办法解决。”他说，“我会给您找个落脚的地。您可别认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您先不用担心，关于您的过去，我还有一些遗漏的信息需要补充。如果您觉得有力气，明天我再来找您，麻烦您详细叙述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细节能帮助我们解决您丈夫或是您男朋友给您带来的无尽麻烦。”
“我丈夫，我男朋友，或者随便我什么人，反正就是那个败类。”我接过话茬，做了个讽刺的鬼脸，既虚弱又苦涩。
“你们结婚了吗?”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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