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华似水，生命如梭。时尚不停在变，车间里的工作也紧随着改变。欧洲大战之后直线剪裁风行，胸衣过时了，人们开始不知羞耻地卖弄腿部。但是当快乐的二十年代结束时，服装的腰线又回到了正常位置，裙 子开始变长，袖子、领口和人们的心态也都归于端庄稳重。我们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更多的变化让人应接不睱，一个接一个地，始料不及地，都赶到一起了。二十岁的时候，西班牙人民迎来了第二共和国，而我认识了伊格纳西奥。那是一个星期日，在一场乱哄哄的满是工厂女孩、坏学生和休假士兵的舞会中，他把我拉过去跳舞，逗我笑。两个星期后我们就开始谈婚论嫁了。
伊格纳西奥是谁?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我以为他就是我生命中的那个人。一个安静的男孩，我凭直觉认为他一定会成为我的孩子们的好父亲。对于像我这样既没有稳定工作又不享受福利的女孩子来说，到了这个年龄，除了嫁人几乎没有别的选择。看看我母亲，她夜以继日地工作，独自把我养大。我从来没有指望能有什么好前途。但我认为伊格纳西奥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可以避免我步母亲的后尘。我可以与他共同度过往后的岁月，而不用像她那样每天在寂寞中醒来。我对他没有令人心旌摇荡的激情，却有着厚实的爱恋，他的甜蜜柔情好比夜晚的枕头。我确信，在他身边，我的生活不会有任何痛苦和坎坷。
我以为，伊格纳西奥•蒙特斯，会是我这一生千百次散步时紧紧依偎的那个人。有他在身边，我就有安全感，也有了永久的避风港。他比我大两岁，瘦瘦的，很和蔼，机灵又温柔。个子很高，行为举止很有教养。他对我的爱，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倍增长。他的母亲是个来自卡斯蒂利亚的寡妇，家境贫寒，生活拮据，床垫下总藏着几个杜罗[1]，等于五个比塞塔。他那时候住在廉价的公寓里，整天梦想着成为公务员，只要有部委招考，他就在考生之列。因为部委能给他一份维持生计的薪水，不管是国防部、内政部还是财政部。每年三千比塞塔，每月二百四十一比塞塔，为了换取这份永久的固定工资，他愿意将余生都奉献给办事处和办公室、吸墨纸、印章和墨水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计划着未来。但是在一场接一场的公务员考试中，他们总是固执地不肯把我的伊格纳西奥列入录取花名册。他却毫不气馁。二月份考司法部，六月份考农业部，然后再从头开始。
在那些日子里，虽然他没有能力去开销巨大的地方消遣，但是为了让我快乐，甚至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囊中羞涩的他尽所能地给我买各种各样的玩意儿：装满了丝绸玩偶和桑叶的纸盒，一袋烤栗子，当然还有髙架桥下草地上的那些山盟海誓。我们一起在西园的小亭子里听乐队的演奏，一起在阳光明媚的周日清晨泛舟湖上，也从不错过任何一个有秋千和手摇风琴的狂欢晚会，没有哪个巧蒂斯舞[2]会我们不是掐着点跳到最后一刻。多少个午后我们徜徉在比斯蒂亚斯公园，在社区电影院看过无数部电影。一杯瓦伦西亚铁栗奶茶对我们来说是奢侈，至于出租车，连想都不敢想。伊格纳西奥的柔情，虽然不昂贵，却似乎无穷无尽，我就是他的天空，他的星星，是世界上最美最好的女孩。我的头发、脸庞、眼睛，我的双手、嘴唇、声音，我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无人能及，我是他快乐的源泉。而我呢，静静地聆听他的话语，对他说一些傻话，听任他爱我。
然而时装店发生了一些变化。生意开始变得艰难而不稳定。第二共和国的成立，对我们那些生活在舒适奢华中的顾客造成了冲击。马德里变得动荡不安，每个角落都充斥着政治紧张感。富人们将他们在北方避暑的假期无限延长，希望借此躲开充满动荡和骚乱的首都。在马德里的广场上，人们高喊着“工人世界”的口号，郊区那些光膀子的无产阶级踏进城，直逼太阳门。街上的高级私人汽车越来越少，奢华的聚会也日益罕见。年老的女士们身穿丧服，念着九日祭经文，祈祷阿扎那[3]早日倒台。人们开始习惯每到点起煤油灯的时候，空气中呼啸着的子弹声。无政府主义者烧毁了教堂，长枪党端起大得吓人的手枪。越来越多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用床单蒙上家具，遣散下人，插上门闩，奔逃国外，把他们的珠宝、现金和恐惧一起带出国界，继续拥护被流放的国王，期待着一个不知何时才能安定的西班牙。
马努埃拉女士的时装店里，上门的顾客越来越少，订单越来越少，活计也越来越少。在艰难的挣扎与抉择中，时装店开始辞退工人。先是学徒，然后是普通裁缝，到最后只剩下马努埃拉女士、母亲和我。当我们做完因特拉格斯侯爵夫人的最后一件衣服后，无所事事地连听了六天收音机，连个敲门的魂儿都没有，马努埃拉女士不得不叹息着向我们宣布关闭时装店。
在那个混乱动荡的时代，连剧院的包厢里都充斥着政治争吵。政府不断更迭，没念上三遍天主经就换了个朝代，我们都没有时间为失去或错过的东西惋惜。时装店被迫停工三个星期后，伊格纳西奥手捧一束紫罗兰出现在我面前，并带来了他终于被录用的消息。我们小小的婚礼计划暂时掩盖了对未来的迷茫，大家开始坐下来策划婚事。随着共和国的建立，社会上形成了很多新风气1开始流行新式世俗婚礼，但我的母亲，在灵魂深处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意识和对已经倒台的君主制乡愁般的忠诚。她鼓励我们在邻近的圣安德雷斯教堂举办一场传统的天主教婚礼。我和伊格纳西奥都接受了。我们怎么可能不接受呢?对伊格纳西奥来说，我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而对我来说，母亲的愿望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去实现。另外，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去否定它，我对这场婚姻的实现没什么幻想，对我来说，在祭坛前由身着长袍的神父主持婚礼，或是在礼堂里的三色旗下成婚，都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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