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如此遥远，又近在咫尺。通过电波、报纸和口口相传，海峡对岸的消息不断地传来。人们在家里用五颜六色的大头针钉满了墙上的地图，标记着战事的进展。我独自一人，也时刻关心着自己国家的现状。这几个月里，我唯一一笔小小的奢侈支出就是购买了一台收音机从电波里我得知，共和国政府在年底之前已经迁到了巴伦西亚，只留下平民百姓还在为保卫马德里浴血奋战。国际纵队赶来帮助保卫共和国，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承认了佛朗哥政权，何塞•安东尼奥[9]在阿利坎特的监狱里被枪毙了，而我，在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已经攒了一百八十英镑。
我在拉鲁内塔的公寓里度过了在非洲的第一个平安夜。虽然一开始并不想接受邀请，但是坎德拉利亚再次以她席卷一切的热情说服了我。
“你到拉鲁内塔来吃晚饭，这没什么可商量的，只要我坎德拉利亚的桌上还有位置，谁都不会孤孤单单地过节。”
我没有办法拒绝，但是也真的很难接受。随着节日的临近，悲伤的气氛渐渐在屋里弥漫，好像从没关严的窗户里吹进来的风，又像从门缝里钻进来的味道，让整个屋子塞满了忧伤。母亲现在会是什么样呢?没有我的消息她是怎样艰难度日的?在这样的乱世中她又怎么维持生计?这些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时时刻刻都在折磨我，让烦恼与日俱增。周围的环境也没有能让人乐观振奋起来的，虽然有一些商店挂起了圣诞装饰品，人们互相交换着祝愿，邻居家的孩子们在楼梯上跑来跑去，哼唱着圣诞歌谣，但是西班牙正在遭受的现实是如此的严酷黑暗，似乎谁都没有兴致来庆祝节日。
晚上八点多我到了公寓，街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坎德拉利亚已经烤了一对火鸡。随着生意的好转，公寓的伙食也相应有所改善。我带来了两瓶香槟酒和一块球形荷兰奶酪，是从丹吉尔天价倒卖过来的。所有的房客都无精打采，神情苦涩，看上去非常悲伤。而坎德拉利亚则努力地想把家里的气氛调动起来，一边准备晚饭，一边大声唱着歌。
“我来了，坎德拉利亚。”我走进厨房说。
她停止了唱歌，翻了翻锅。
“那你这是怎么啦?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吗?哭丧着脸，好像马上要被送到屠宰场似的。”
“没有啊，我能有什么事。”我一边说，一边琢磨着把那两瓶酒放哪儿，故意避开她的目光。
她用抹布擦了擦手，抓住我的胳膊，迫使我转过来面对她。
“别想骗我，丫头。你是想念母亲了，对吗?”
我不看她，也不回答。
“鸟儿离巢以后的第一个平安夜是挺难受的，但是你必须把这苦涩消化掉。我到现在还记得自己在外过的第一个平安夜。虽然我们家当时穷得像老鼠窝，除了整夜整夜地唱歌、跳舞、鼓掌没有什么别的庆祝活动，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也穿不上什么好衣服，但血缘和亲情是无法割舍的，哪怕你跟家人一起分享的只不过是疲惫和贫穷。”
我还是不敢看她，继续假装全神贯注地在桌面上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个研钵、一个汤锅、一个奶油蛋糕、一个装满了油的小盆、
三头大蒜、一枝月桂——找个空地放下手中的酒瓶。她在我身边用肯定的语气继续说：
“慢慢地一切都会过去，你看着吧。你母亲一定还好好的，今天晚上一定也在跟邻居们一起吃饭，虽然她想你，时刻惦记着你，但是至少会庆幸你不在马德里，远离战争。”
也许她说得有道理。我不在身边对母亲来说安慰多于遗憾。很可能她以为我还跟拉米罗一起在丹吉尔，也许还想象着我们俩在某个豪华餐厅里享用平安夜大餐，周围是一群无忧无虑的外国人，歌舞升平，毫不理会海峡另一边的战火。虽然我经常写信告诉她我的近况，但是全世界都知道摩洛哥的邮件根本到不了马德里，很可能那些信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得土安。
“也许你说得对。”我嗫嚅着，几乎没张开嘴，手里还拿着那两瓶酒，眼睛直直地盯着桌子，找不到地方放下。我也没有勇气正视她，怕控制不住眼泪。
“我说得当然对，丫头，别再想那么多了。就算她再想你，但光是知道你远离炸弹和机枪的威胁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值得高兴的理由了。所以，来吧，高兴点儿，高兴点儿!”她一边说一边从我手里抢过一瓶酒，“你看着吧，我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的心肝。”她打开瓶盖，把酒瓶高高地举起来，“为你的母亲干杯!”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已经咕咚喝了一大口。“该你了!”她用手背擦了擦嘴。我完全没有喝酒的兴致，但还是顺从了，这是为母亲的健康干杯，为了她，什么事情我都会去做。
晚餐开始了。虽然坎德拉利亚努力营造欢乐的气氛，但是其他人几乎都不说话，连争吵的意愿都没有。退休教师安塞尔莫先生咳得肺都要炸了。那对干瘦的老姐妹，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憔悴，不停地流眼泪。胖女人不住地叹气，擤鼻子。小巴格喝了点儿酒，开始说傻话，电报员跟他一唱一和，终于把大家逗笑了。这时候坎德拉利亚站起来，髙高举起她满满的酒杯“为了在的人，为了不在的人，为了我们，为了别人，干杯!”我们相互拥抱，一同哭泣，这天晚上，所有的家庭里都充满了像我们一样不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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